作者：李永新
（北大图书馆学系79级）
我是所谓的*兵团二代，年10月出生在*哈密市小营房。*哈密市位于*东部，是*通往内地的*事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有“西域禁喉”“中华拱卫”和“*门户”之称。早在汉朝就在时称伊吾的哈密屯田，设有伊吾司马，任务是屯田和管理*事。小营房是当年守*部队的营地。据说清*和国民*部队都曾经驻防在这里。年9月25日驻守在*的国民*部队起义后，*和平解放，小营房又成为解放*的营地。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生产建设兵团，部分解放*部队成建制就地转业成为了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一边扛枪保卫祖国边防，一边开荒种田自给自足。
我出生时父母已经由曾经的解放*转业成为兵团战士。我父母都在*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运输二团工作，一个是“9·25起义”的*官，一个是年响应*中央号召，从青岛市公安局参*到*的热血女青年，结果*装还没有穿上就被转业到了*兵团。在组织的介绍安排下，我父母奉命成婚。
那个时代，山东、湖南等地一大批热血女青年（男的一个没有）响应*中央号召参*到*，去得早的参*有了*籍，像我妈这样去的晚的连个*籍都没有混上，白白丢了青岛市公安局的工作。要是今天恐怕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可是那个年代有一大批女青年就这样做了。由于她们的奉献，成就了一大批*大龄解放**官的婚姻问题，为稳定驻**心作了奉献。那时候娶媳妇是要论资排辈的，至于原因，你懂得。
我妹妹李永梅创作的《兵团女兵》获得全国剪纸金奖
大约年左右，*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运输二团整体搬迁到了石河子市。那时的生活相对稳定而且比较富裕。我记得那时白面成袋、鸡蛋成箱、白糖成盆、羊肉半片往家搬。可是好日子也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兵团造反派和保皇派打的火热，我父亲被定性为“牛*蛇神”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我母亲被造反派追的走投无路躲进水井里逃生，救出来时几乎瘫痪，差点一条命就没有了。
兵团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是残酷的，流血的。全国有名的“1·26流血事件就是发生在石河子市，据资料显示当时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激烈冲突，掌握武装的一派调动值班部队开枪镇压另一派革命群众，共计打死26人，打伤74人，当时的兵团领导人丁盛为了夺权，谎报*情说是“武装冲突”，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原来的兵团领导人武光、张仲翰等人被诬陷入狱，直到“文革”后才平冤昭雪。那时我家住在汽二团修理连，离武斗发生地石河子毛纺厂也就一公里多点。
年1月26日晚上事件发生时，我们在家里只听到枪声不断。那时我只有十岁，是不敢晚上出去看的。待到早上天亮以后，大家感觉安全了，纷纷跑到毛纺厂去看现场，在皑皑白雪地上有多人躺在白色被单下永远失去了生命。后来毛纺厂里和厂外主要道路上聚集了大批革命群众，一长溜车队被群众包围，动弹不得，车上的人被帆布车棚包裹，也不敢下车。俗话说人有三急，长时间人下不了车，逼急了无论男女只能在车上解决三急问题，只见木头车厢哩哩啦啦流水不断。
“1·26流血事件”后进入了一段恐怖时期。寒冷的冬季无钱买煤取暖，只能提着篮子去锅炉房去捡煤渣。除了生活的困顿之外。也遭遇精神的压力，由于父亲是“牛*蛇神”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有几次红卫兵还上门来要批斗我们兄妹，幸亏我姥姥挺身而出，据理批驳才让我们免于红卫兵施加的身心之苦。因为我姥姥是三代贫农，苦大仇深，有山东人的血性和骨气。我出生后就来*带我，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平安时父母忙于工作，文革遭难时又自顾不暇，所以我们跟姥姥比父母还亲。
我姥姥做红烧带鱼是一绝，我小妹夫酷爱美食，喜爱做饭，在灶台边我姥姥手把手的教他也没有做出我姥姥做的红烧带鱼的味道。现在记忆里还保留着我姥姥做的羊肉土豆面条的味道，真是鲜美。我后来尝试做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当年的感觉。我姥姥做的山东蒸茄子，鸡蛋蒸虾酱等等美食味道，经常不留意间就出现在我的记忆里，真的十分怀念我的姥姥。
年10月，随着林彪发布的“一号令”，我们全家被赶出了石河子市，下放到准格尔盆地边缘的沙丘环绕的下野地兵团农场。我父亲下放到兵团农七师团10连，我们兄妹随着母亲下放到兵团农七师团13连。13连是个所谓的“新生”连，主要由刑满释放的“新生”组成。我们到了13连受到了没有想到的优惠待遇，连里把最好的一排土坯房腾出来给我们这批下放的几家人居住，我家分到一间高大的有30平方米的土坯房。那时几块木板就拼成了床，幸好从石河子搬家带来点破旧家具，总算是安顿了下来。
刚到13连时，外出看到许多大大的“西瓜”，有点像宁夏西瓜的形状和颜色，但是没有深色的条纹。这么大西瓜随意吃？可把我们高兴坏了，我上去就摘了一个想打开尝尝，结果拳打脚踢都打不开，怎么摔也摔不烂。后来才知道那是饲料瓜，是喂猪吃的，真是城市娃到农场，出大糗了。
但是农场也有很多好吃的，头茬苜蓿凉拌是非常好吃的；农场有一种菜瓜，头大尾小，颜色碧绿，味道清香有点酸，非常可口。后来离开农场再也没有找到，留下一份念想。
农场的西瓜真是非常甜，有红籽和黑仔之分，红籽和黑仔又有大红籽和大黑仔、小红籽和小黑仔之分，西瓜瓤非常红，西瓜味道浓郁，西瓜汁粘在手上非常粘。在瓜地最好的留作种子的西瓜是免费吃的，但是一定要把瓜子吐出来，不能咽下去，唉现在的西瓜真是没法比啊。
农场一般没有水井，挖一个大水坑称之为“涝坝”，在靠近水渠边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水在“涝坝”沉淀，大家一年四季都吃这样的水。那年头，缺肉少油，买肉越肥越好。守着“涝坝”我就琢磨没准里面有鱼，忘记了从哪里搞到一个鱼钩，找个木杆，栓根线，就去钓鱼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真钓了一条巴掌大的鲤鱼，我姥姥给我做了吃，真是太香了。遗憾的是虽然努力但是再没有钓上一条鱼。
在农场没有肉，就自力更生养兔子，挖一个一米深的地窖，把一黑一白的两只兔子放进去，平时喂点苜蓿和青草，兔子在地窖里打洞藏身，几个月后出来一群小兔子，颜色五花八门，黑的、红的，麻花的好多种颜色。那时的红烧兔肉是用钱也换不来啊！
农场的春天四周弥漫着沙枣花香，防风林带里的沙枣树开满了*色的沙枣花，花香随风飘散，沁人肺腑。秋天，沙枣成熟了，一穗穗挂满枝头，*豆大小泛黑色的沙枣上面有许多白点，抓一把塞入口中，慢慢咀嚼十分香甜。（*还有大点的*色沙枣，下野地农场都是黑色的小沙枣。）
有甜必有苦啊。我们兄妹年龄小，还不能工作。我母亲到农场那可是真真的农场工。兵团农田特点是大，一眼望不到边，一垄就是一亩多地，一公里多长。那时农业机械少，农活多数靠人工。春天锄地，夏天掰玉米、割麦子、摘棉花，冬天拉爬犁拉沙子到地里改善土壤。夏天掰玉米时背着一筐筐沉重的玉米到地头那是非常重的体力活，男人都受不了何况一个女人；割麦子时，烈日暴晒，麦芒扎人，整日弯腰割麦子，后来腰都直不起来。
这边割着麦子，那边有狼在沙包上狼嚎；拾棉花时，身前挂一个白色尿素袋子做的大大的棉花袋，双手摘棉花，用嘴巴把棉花上的枯叶咬下来。棉花壳和枝叉非常硬，再脏的裤子走几趟就干净了，因为布料磨下去了一层。拾棉花是有定额的，每天要拾公斤籽棉，那是多大一堆棉花啊!为了完成公斤任务我们兄妹也帮助妈妈拾棉花，有几天一直到月亮高挂天际才能回家。
兵团棉花地
冬天也不能闲着，先是在木爬犁的两条滑板上缠麻绳，然后往上浇水，冻成两条粗粗的冰刀，在雪地上滑行能够省力。三十多公斤的爬犁装上一大柳筐的沙子能有多公斤，拉着爬犁从沙丘到农田有好远的距离，而且只有雪地，没有路，大家想想这是多么重的体力活。
年，我们从团搬家到团和我父亲会合。我上了团老团部中学的高中，在这里遇到了一批在逆境中坚持做好教育工作的好老师，我在这里打下了考上大学的基础。
那个年代，人心惶惶，看不到前途，学生没有心思读书，老师没有心思教学。可是团老厂部中学的老师那是非常认真的教书育人，认真细致、诲人不倦。在这些老师的严格管理下，我这个无心学习的学生有了转变。教我们数学的刘老师是个河南老头，整天穿个蓝色大褂，高高的个子，带个花腿的圆框的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令人敬佩的老学究，一个令人难忘的教育家。
我数学学得还是不错的，一次期末考试我得了95分，那是班里高分啊！课堂上刘老师不仅没有表扬我，而且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不认真学习，把小数点点错位了，不然就满分了。由此开始我学习时还就认真了许多，刘老师的一席话真是让我一辈子受益哈！
我的语文林老师是上海来的知青，一对小三角眼，看人总带点疑问的感觉有点吓人，面对我们这些农场土气的学生神情有点傲慢，平时他瘦骨麟麟的身上喜欢穿一件灰色宽大晃悠的中山装，但是他语文教得特别好，除了课堂上课，还让我们写文章，当然是*治意义有点强的*论文等等。他让把写的好的文章贴到低年级教室走廊的墙上，而且汇编成册发给低年级学生观摩，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我写的文章就有幸入选，让我有点小骄傲。我记得那时生活中的一件趣事就是到我们住校宿舍窗外的果园偷苹果，晚上自习后翻过窗户到果园摘苹果吃，那是一大乐事。
我和妹妹李永梅重返故地团10连
年我们全家搬回了石河子。我上了兵团汽二团高中，一年后就高中毕业了。毕业后很迷茫，没有前途而言。那时工作都是组织分配，有名额也轮不到我。75年高中毕业后我只能在家待业，打短工，做临时工：修过路，挖过树，盖过房子，当过大工砌过墙，一天赚不了几毛钱，后来我的左手明显比右手有劲，掰手腕时我用左手无往而不利，那都是天天用左手提砖练出来的。待业期间为了工作我们同学集体乘坐同学父亲安排的大卡车到乌鲁木齐兵团工交部上访，被人几句话就劝了回来。记忆犹新的是，卡车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十分地痛啊。
年恢复高考，我的人生终于有了盼头，有了希望。多少年积累的知青和应届毕业生一起迎接“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用千*万马过独木桥形容也不为过。在那么短的时间复习准备高考是非常难的。首先是没有复习资料，三年前上课的内容早已丢尽，幸亏我的伯父在西安给我寄了一些复习材料，解了燃眉之急。我临时抱佛脚，苦熬了几个月就上阵参加了高考。
俗话说临阵磨刀，不快也光，高考成绩下来我的分数达到了疆内几个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体检完在家等录取通知书，开始满有把握，可后来越等越心焦啊！后来去问，招办的回答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我的体检不合格，尿蛋白超标有肾炎的怀疑，命苦啊，我当年的大学梦就此破灭了。
郁闷，十分的郁闷。我平时无病无灾，还干了几年体力活，腰不疼，腿不肿，怎么就肾炎了呢？先怀疑化验错了，再次化验还是有问题。如果体检不过关，一辈子也无法参加高考了，参加高考也没有意义，那是一辈子最黑暗的日子。
我觉得蹊跷的是化验结果除了蛋白+号，其它指标没有任何问题，医院的专业大夫也十分纳闷，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病例，人虽然健康，但是就是一项蛋白+号超标，要是其他项目不正常就好判断，一圈下来没有得到诊断结果，我还是不能参加高考啊。
病急乱投医，我去找了我妈的姐妹鲁阿姨夫妇，他医院工作。鲁阿姨爱人孙大夫在化验科工作，化验非常方便，几次化验下来发现有点奇怪：有时有蛋白+号，有时没有蛋白+号，我的脑子乱了，我有病还是没有病？多亏了孙大夫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查找病例资料，终于发现有一种情况叫“体位性蛋白尿”：长久站立时会出现尿蛋白，坐卧时不会出现蛋白尿。此种情况极为少见，不属于疾病范围。
医院的诊断证明，我感觉像出狱的“新生”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经历过磨难，人的心会沉稳许多，在准备年高考期间，一方面积极准备，一方面以逸待劳。白天复习准备，晚上有电影照看不误，心态相对平和。复习时语文几乎没有复习，因为77年高考语文成绩最高，所以疏于复习。结果这年高考成绩打了脸，语文成绩最差，教训啊，亮出来给大家提个醒，骄兵必败。还有说考试时不紧张是假的，考数学时有一道20分的题，死活想不出答题方法，出了教室门立马就想起答案，要是再高20分，我估计会去清华了。
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是个傍晚，打开信封看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点蒙圈，心里直嘀咕北京大学是个什么学校？因为此前真不知道有北京大学这么个学校，真是一无所知啊。高考时我参加的理科考试，我喜欢学习理工科，我喜欢有动手机会的专业。我报了清华的建筑工程系和无线电系，也报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建筑工程系等几个专业。录取时也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身不由己地就上了北大。我上北大真真切切是个意外，但是当我了解了北京大学的光辉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后，感觉冥冥之中被北大选中，我还是幸运的！
事后了解，我与清华建筑工程系只差0.5分而失之交臂，造化弄人，命运就是如此无情。
年的10月（忘记哪天了），坐了几天的硬座火车风尘仆仆到了北京进了北大。从动物园到中关村感觉路公共汽车行驶在荒凉的马路上人迹稀少，哪里像现在熙熙攘攘人流不断。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晚了几天，加上路途遥远我没有赶上规定的报到时间。北大我来了，带着一点点自喜、疑问和一丝丝失落，我成为北大学生。
入学后立即投入了繁重的专业学习，我的专业是地质系的构造力学，李四光是专业鼻祖。陌生的专业课程内容加上没能上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产生的失落情绪，学习时没有一丝主动的积极性，感觉整日穷于应付学习内容。尤其是在得知毕业分配大多数人要到地质勘探队工作，整天在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岭奔波，心里更是不愿意。其实地质系像我这样心态的学生不止我一个。于是行动起来申请转专业。
那个时候转专业是非常困难的，不像后来还可以辅修第二专业。我猜测估计是申请转专业的人太多，学校压力大，所以以改革的名义允许学生辅修第二专业。我记得好像我们年级有四个人成功转了专业：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去了化学系；一个是因为眼睛高度近视去了国*系；一个是因为体育课学滑冰摔断了腿也转了专业，估计是早有预谋。
我是最后一个申请转专业的，我的理由其实是现成的，但是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理由可以申请转专业，那就是“体位性蛋白尿”。医院化验，拿到有蛋白+号的化验单，再以身体条件不适合野外工作为由申请转专业，理由充足，水到渠成。
遗憾的是选择新专业时，没有远见，没有把握好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当时数理化、文史哲是热门专业不能转，经济、法律等等专业随便转，我固执地选择要带有理科性质的专业，唯一符合条件的就是作为当年北大教改试验的图书馆系的科技情报专业，而且毕业分配都在城市工作，看起来是多么理想啊？
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真正了解科技情报专业后感觉还是没有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我分到了79级图书馆科技情报专业的生物组，事先有两人闹着逃离了生物组，其中一人哭着声称害怕“屠杀”小动物。我到生物组就被封了个组长职务，手底下有六个“兵”。整个大学期间我这个组长都没有管过什么事，真正的徒有虚名。
我们先是在生物系和79级生物专业、医预专业的学生一起上了两年生物和化学方面的专业基础课，用针扎过青蛙，杀过兔子，解剖过鱼，还用茶叶提炼过咖啡因。由于心思不在专业上，两年的考试成绩都不高，所幸全部及格。那时做实验的鱼和兔子都被老师收走了，下落不明，据传都成为盘中餐了？
79生物组全体同学：前排左起南*、周荣莲、陈胜芳、熊中华。后排左起李永新、丰成*、汪光松
两年后回到本系学习图书馆专业课。与理科生物、化学方面的课相比，学习图书馆专业课要容易一些，因为所有课程几乎都是看得明白、听得懂，容易理解、但不好记。除了平时上课，期末最后十天是非常紧张的，抄笔记、对笔记，听老师划考试范围，然后死记硬背后去参加考试，结果是每门课都可以顺利过关。
我们这个班级60多人虽然禀性各异，但是蛮团结的。平时班主任辅导员王老师根本不管我们，都是在*支部书记邵巍和班长艾康两位老大哥的带领下自律而行。班里组织了许多活动，大家积极参加，同学关系越来越好。
那时大家年轻，外出活动多数都是骑自行车，有次骑车去潭柘寺，上下坡度很大，我的自行车十分破旧，刹车不好。上坡是走路推上去的，下坡时刹不住车，速度飞快，差点摔死在那里，后来再不敢骑车去了。那时圆明园还没有围墙，满园的残垣断壁、荒草遍地，曲径通幽的小道可以骑车自由出入，奇怪的是一旦太阳落山立即感觉凉风飕飕，心里发毛，必须赶紧逃离。
夏天来临，大家结伴去颐和园后湖游泳，老武（女生武立斌）和几个男生一会就游到湖心小岛。我几乎是个旱鸭子，在体育课学游泳也没有学好，只能在岸边扑腾几下，不敢冒进，随便帮同学看衣服。还有老范（范志臣）是校游泳队的，除了上课、训练，整天守着班里的唯一一台电视机，平时舍不得搬出来，到了晚上看电视的人多才忍痛割爱搬到楼道让更多的人看。有时看电视的人脑袋要顶着天花板，否则只能在夹缝里瞧了。那时男女排赢球和《姿三四郎》电视剧都引起轰动。
我有几个北京体院（北京体育大学）的美女老乡，有几次她们到北大找我，我宿舍的同学老毕（毕建林）、*水清、吴*等人礼貌地避让，但是宿舍门可没有闲着，一会就推开一次，美女还是让人眼馋啊。直到现在同学聚会还经常提起这事。老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