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馕”字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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馕
馕字的来源
*的馕闻名天下，其香无可抵挡。对少数民族来说等于面包，一日不可无此君。久居*的汉人，也隔三差五爱恋离不开。
《辞海》：“馕，波斯语，面包的意思，清人译为饽饽。”“馕”的发音源自波斯语，而非维语。我们知道，中亚、西亚许多国家的主食都是馕，并非*一地的特产。至于清人的“饽饽”是满族人对多种面食的统称，不仅指馕，镘头、包子、饼全叫做“饽饽”。
林则徐
《寄胡饼与杨万州》
唐白居易
胡麻饼样学京都，
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谗杨大使，
尝看得以辅兴无？
白居易告诉杨刺史，说他烹制胡麻饼的技术是从京城长安学来的，具有面脆、油香的特点，请你这个馋嘴的杨大使尝尝，看像不像长安皇城西边安福门外辅兴坊所卖的胡麻饼。胡饼，据东汉刘熙熙《释名》解释，就是含有胡麻(芝麻)的饼。另有史料记载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
我们都知道，*的馕就是撒满了芝麻，而胡商、胡姬当时遍布长安城，很自然会把这种“胡食”带入中原。
现代内地人来*多将馕称作“馕饼”，其实“馕”跟“饼”还是有区别的，内地的饼多半是烙饼，当然也有烤饼，或蒸饼。只要是扁片状均可称饼。而“馕”一定是在馕坑（专用烤炉）中烤制而成，哪怕不很扁也叫馕，比如“窝窝馕”。
唐时的“胡饼”究竟是用笼蒸还是用炉烤？白居易诗中说“新出炉”，并未说“新出笼”，而且还具有“面脆”的特色，笼蒸之饼是不会“脆”的，所以一定是烤制的。所以“胡饼”肯定是来自西域的“馕”。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胡饼铺
令我惊讶的是，白居易除了会作诗，居然还会自制胡饼！用现代*话说，就是“会打馕”。
我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伟大的白香山学士，跪坐在馕坑旁，把一只只馕的生坯揉圆，按扁，用模具扎上花纹，蘸上盐水、洋葱，撒上芝麻，然后带着厚手套，冒着炙烤，把生坯伸进火热的馕坑，贴在坑壁上，再把湿麻袋盖在馕坑口上。等馕烤熟后，用一只铁钩伸进去，钩出一个个热腾腾，香喷喷，金*色的烤馕……那时的白香山，简直要变得高鼻深目，八字胡，戴小花帽了。
由此诗可知盛唐时*的馕已流行到了长安，只不过被称为“胡饼”。说明这种食品早已流行于中亚、西亚一带，包括*。而那时回纥人（维吾尔人的前身）尚未进入*。那时的胡饼应该是当时西域的土著比如塞人（正是波斯人的旁支）、粟特人、乌孙人等民族的主食。待回纥人进入*后也入乡随俗，将馕做为本民族的主食了。而且也按照当地土著塞人的波斯语叫法称之为“馕”。
什么时候中原人才用汉字“馕”来称呼这种西域的“胡饼”呢？我的看法，清代的林则徐应该是首创者。
林公发配*期间，作了许多竹枝词，其中有一首写道：
桑葚才肥杏又*，
甜瓜沙枣亦糇粮。
村村绝少炊烟起，
冷饼盈怀唤作馕。
这是林则徐写给道光皇帝奏折中的一首诗。他以沉痛的心情给皇上报告：“查南路八城回子生计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二三枚便度一日。遇桑葚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其衣服褴褛者多，无论寒暑皆赤足奔走。”恳请皇上下旨，严加约束地方官吏，整治伯克，给老百姓活路。
“冷饼盈怀”的情景我在南疆工作时常见，不过老乡并非直接把馕揣进怀中，而是用一块头巾包裹起来，系在腰间。饿的时候拿出来蘸蘸水就吃。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外出，也在背包里揣着馕，很方便。
林公爱民如子，其情可嘉，清代的*百姓肯定过得穷苦，令林大人不忍睹视。不过这里面也有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原人看来，不管什么食物，总得弄热了才能吃，直接吃“冷饼”，一定是苦到了极点，连加热都困难。其实西域人，包括西方人，吃冷食喝冷饮很正常。吃馕就跟吃面包一样，用不着回温加热再吃。
再说西域老乡用各种瓜果佐餐，包括诗中所说的桑葚、杏、甜瓜、沙枣等等，当然说明生活穷苦，半年桑杏半年粮，但也不完全因为贫困。我们在南疆生活时，也经常吃“馕泡西瓜”，省事而且过瘾，“歹得很”！现在还这样吃。
我们看西方人吃饭，餐桌上也常常摆着瓜果，直接就面包吃。而中原人不大可能直接在饭桌上吃瓜果，即使尝鲜，也总得加工一下，做成饭菜，比如清炒西瓜皮之类，不可能直接拿西瓜当饭吃。可能林公在西域生活时间短，尚未体会到异域饮食文化的妙处。
*还有一些饮食，比如“乌玛什”（玉米面糊糊，里面煮着杏、沙枣之类），其实很好吃，别有风情。即使地主巴依老爷也免不了吃。我一位南疆汉族学生，直到现在还三天两头自烹“约不旦”，其实就是玉米面疙瘩汤，也可与干果同煮。即使享誉全国的抓饭，里面也放木瓜、杏干、葡萄干。总之，瓜果当饭吃也是西域特色之一。
对于“馕”字我想当林公第一次从西域老乡嘴中听到这个音时，很自然便用形声法发明了这样一个字。
中国人造字很方便，林公造出这个字后上达天听，皇帝一见声旁“囊”便知道读音是nang，一见形旁“饣”便知是一种食物，一听说“冷饼”便知是扁的。林公这首诗流传开来，中原人才开始使用“馕”字来表达“胡饼”了。清代发配*的内地官员和文人很多，比如纪晓岚、洪亮吉等，都比林公更早，谁也没发明出这个字，所以说林公是“馕”字的发明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提到麦客时说：“左携饼饵右松醪”，即左手拿着“饼饵”，右手拿着酒，可知他称馕为“饼饵”。
清代发配*的文人萧雄也描述过“打馕”的过程，他在《饮食》一诗的注解中说：“又以干馍为主，皆用土砖砌甕，内光泽，烧热贴饼烙之，*而香，食此以为常。”描写得很仔细很准确。他比林公略晚，但仍将“馕”称为“干馍”。
为什么从唐代的“胡饼”到清代的“馕”，一千多年中原对这种食品的称呼是空白呢？这与历史有关。
安史之乱后，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就时断时续，丝绸之路基本不通，双方很少来往。元代虽然丝绸之路又通了，但西域那时属察合台汗国，与大元的中原汉人亦少有往来。明代只管辖到哈密，直到清代才恢复了对西域的直接统治。中原汉人才有机会频繁往来于西域，重新看到久违了千年的“胡饼”，并亲耳听到了西域老乡把胡饼“唤做馕”，发明出“馕”字，此后*的馕文化才再次回归中华文明。
*的馕得有今日辉煌，林公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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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麦
编辑：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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