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一些历史名人和大自然的事
填鸭龙人
走在大学校园，绿树成荫，赏心悦目。校外乌烟瘴气，校内却是难得的清净。那些年代或久或近的树木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感谢大树，感谢绿色，在此污染严重生态日见危机的时代里，绿是多么可贵呵。
对大自然、对绿色最有敏感的人当属诗人，东晋的陶渊明就非常喜欢田园生活，关于田园生活的诗写了不少，所以后人将他称作“田园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为《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和谐美好，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成为后世所有政治家一生的追求，然而“遂迷不复得路”，问津者都以失败而告终。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
宋代的文学奇人苏东坡做过高官，也曾经遭贬，处境悲惨。苏东坡在海南岛流放时，尽管身处蛮荒之地，但东坡先生却依然不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煎。”在《记养黄中》一文里更云：“吾终日默坐，以守黄中，非谪居海外，安得此庆耶？”后人亦如此评价：“东坡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衰惫之气”“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
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在极其恶劣的环境能够如此旷达，盖因内心光明敞亮，绿意盎然。
我发现历史上的名臣或有影响的正面人物似乎都有某种遗物流传后世，譬如唐诗人白居易的“白堤”。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常到白堤漫游，并曾作《钱塘湖春行》一诗，云：“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白居易在治理杭州时，兴水利，建石涵，疏浚六井，开拓西湖，政绩昭然，有德于民。后人对这位贤明的地方官的充满怀念，称白沙堤为白堤。
著名的左公柳，是晚清左宗棠西征的遗留。左宗棠（-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是清代晚期著名的儒将。左宗棠从小生活在湘江之滨，对绿树有着特殊的偏爱。他率领的湘兵来到西北大漠，深感气候干燥，了无生气，而又水土不服，左宗棠遂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其用意在于，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防风固沙，三是“限戎马之足”，四是利行人遮凉，凡他所到之处，都要动员军民植树造林，并且制定保护树林的措施，严加执行。据左宗棠自己记载，光是从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境起到甘肃会宁止，种活的树就达26.4万株。自古河西种树最为难事，可是在左宗棠倡导督促下，泾州以西，竟然形成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
左宗棠在一封书札中曾谈到，“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可见在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植树是何等艰难。尽管如此，左军仍然克服了重重困难，边进军，边植树，并取得巨大成功。年，左宗棠离开西北返京途中看到，“道旁所种之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连接不断。”这些郁郁葱葱的杨柳被人亲切地称誉为“左公柳”。当时还有人写下了关于“左公柳”的七言绝句，因脍炙人口，被人们广为传颂。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生命的绿色是人类的梦想所在，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晚年不再写作，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作木工、作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了稿费，放弃了版权……所以他在今日仍被公认为19世纪最有影响的道德主义者之一。巴金认为托尔斯泰“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托尔斯泰为了消除矛盾走向了极端，甚至认为艺术是一种罪恶，写小说不如给农村孩子写课本。托尔斯泰追求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让和平的绿色充满内心的每一处，值得今天的人学习与珍惜。
另一个对生命伦理树下基石的是法国人阿尔贝特·史怀泽，阿尔贝特·史怀泽(～年)，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的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他是欧洲20世纪特立独行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在诺贝尔奖的讲坛上呼吁:“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
敬畏一切生命是史怀泽生命伦理学的基石。史怀泽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认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史怀泽认为，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功能。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和谐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地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史怀泽从生命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人不能再妄自尊大，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理念，契合了时机，这是他获得崇高声誉的社会背景。正如史怀泽所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它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史怀泽后半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沙漠中鞠躬尽瘁地奉献，经他救治的病人数以万计。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说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岸边的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点；同样地，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同整个人类是统一的。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我们不但能够“愚公移山、敢叫日月换新天”，而且吃下每一种野生动物，砍掉每一棵参天大树。追逐金钱与欲望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理想大厦坍塌之后的欲望大逃亡更让人目瞪口呆。现实的人们仅仅着眼于物质利益而不屑于所谓的精神危机，所以绿色主义一直是个异类。这让我想起马克斯·韦伯的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
精神生态包容甚大，而文学艺术就是要用它那精神的阳光照亮现实层面上的角角落落。性的形而上是爱情，意志的形而上是宗教，认知的形而上是是哲学，生命的形而上是艺术。“爱情”、“信仰”、“良知”、“诗”，同居于人类生存领域的上空，为精神生态之擎天柱也。苏格拉底有云：“未经审视的生活毫无价值”，精神生态同样需要我们的呵护与审视，“求神不必心觉，学佛不必神通”。精神生态只须我们切身的身体力行，把文艺的绿色之思播撒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翻看历史上的心绿之人和事，触目已经被污染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更加渴望美丽的大自然，更加渴望辽阔而明净的天空，更加渴望清澈的河流与整洁的街道。尘世中已经有太多的污染，迫切需要我们营造一个绿色家园，绿树可以种植，但我们还必须保持一颗绿色的心灵，只有精神上的心绿才能真正拥有绿色的生活。愿我们一起同行，做一个大地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