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上学,按部就班读了5年书后“文革”开始了,至高中毕业,“革命”还没结束。年底,我被分配到了连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秋季招生改春季,没多久又变了回来;还实行了初高中五年学制,结果是几届学生大撞车。最倒霉的属我们这届,原地踏步一年后与低一级的学生并在一起。此时,刘森成了我的同窗、玩伴和朋友。
“文革”中,刘森的父亲受到冲击,进了“专*大队”。他们家被扫地出门,住进了废弃的危房,那房子墙体开裂,四周用大木头顶着。“阶级敌人”的命不值钱!
如此吓人的房子,小孩子们刚住进去感觉害怕,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习惯了。
可能是同病相怜,也可能是我们俩脾气相投,抑或是我们两家住得近,不久,我便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我们常去的时间是中午。学校规定必须午睡,可我们从不执行。我和另外几位男生天天中午一吃完饭就去他们家玩。
刘森的哥哥上中学,在校“闹革命”。父亲被关在专*大队,母亲上班,家中只有奶奶和弟弟刘树。刘树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大,也是一起的玩友。
玩得最多的是*棋,此时看客多。因为只有一副棋。后来不知哪位同学搞来一副扑克,我们便全体上阵了。那时弄一副扑克不容易,要偷偷玩。“文革”开始时,扑克也在扫荡之列。有几次玩得高兴,误了上学的时间。
紧挨着那幢危房的是一条沙枣林,林带里边是果园。
一天,我们玩毕后钻进果园偷梨子,被人发现后夺路而逃。大家狼狈地冲出沙枣林,不巧的是外面刚好过来一拨人,只听那些人高呼“抓贼啊”,此时的我吓得*飞魄散,头脑里只有两个字:快跑,快跑。好在那些人干打雷不下雨,并没有追上来。那天下午我们没去上学,怕果园的人找到学校。
就在那段时间,刘森讲了他们家的遭遇,某天,造反派抄家,把他家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之后拿着所谓罪证准备离开,此时刘森的母亲上去论理。结果被那位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用钢叉扎进了大腿。刘森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张狰狞的面孔,总有一天要跟他算账。
可怜当时刘森只有十三四岁,面对“文革”那样的洪流,他又能怎样呢?
刘森的一个特点就是拗,认准的事,便一定要干下去,不干出点模样绝不收手。
那时的学校生活,有关学习的故事极少,因为社会上盛行的是“读书无用”,受推崇的是脚上有牛屎,手上有老茧的人。有一阵,物理课有关无线电的内容引起了刘的兴趣,老师推荐了几本该方面的书,刘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看了几天觉得不过瘾,便决定抄下来。
一天早晨,物理老师感觉刘有些异样,便问他昨晚做什么了。他说抄东西。老师问抄什么,于是抄书的事被大家知道了。
刘森的拗表现在同学关系上就是为同学办事上心、用心,下实劲。
他中学时的爱好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当电脑开始进入家庭,大家开始学习上网,我们班在*的同学,不少都是在他的热情帮助下学会电脑基本常识的。说起这事,有些同学至今念念不忘。
刘森是公认的热心肠,同学有什么困难,求到他,只要帮得上,绝不推辞。
同学们几次聚会,刘森都是发起人和倡导者。在电话不普及,联系十分困难的时候,把分散到各地的同学组织到一起很困难。但他不畏困难,事无巨细,花钱出力,毫不在意。说到此,同学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年,我去了*乌鲁木齐。他得知消息后,冒着酷暑专程来到我下榻的宾馆。刚进门,其装扮让我吃了一惊:头戴礼帽,脸上挂着墨镜,耸着肩,斜挎着一个很气派的包,活脱脱一个黑社会。虽然二十几年没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他说,他得了红斑狼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医生叮嘱他少见风、光。如此打扮,一是因为有病,告诫别人离远点;二是对那些不良份子有一点吓阻作用。你坏,我这身行头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他上公交车,人们都躲着他。
“你离开*20多年了,很多同学都没有再见过你,很关心。拍一段视频给他们看。”听了他的话我感觉一阵温暖。真不枉同学一场!
我们班的尹建同学英年早逝。刘森专程跑到吐鲁番,找到他的家人,来到墓地,拍摄了视频,为的是让同学们了解一下尹建来到吐鲁番以及其后来的情况。那时刘森的家还在离吐鲁番1千多公里远的南疆阿拉尔。
张新华同学身患绝症从南疆转到乌鲁木齐市救治,医院。此时刘森刚好在乌市,得知此情况后,他立即通知在乌市的同学,并且跑前跑后为张新华办理有关事宜,最后还为张新华同学扶柩送行。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热心助人、热心为大家服务的人,一位让大伙尊敬的好同学,却因红斑狼疮病猝然去世。他走得那样突然,在大家的眼中,他虽有疾患,但一直充满活力,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他还在为同学的友谊,为工作,为自己喜爱的事忙活着。
我是在年5月3日接到高飞雁同学的电话后得知刘森去世的,闻此讯息后好一阵子没有回过神来,甚至怀疑是不是搞错了。
记得年早春时节,刘森两次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年。他还谈了下一次同学聚会的打算。
年8月我去乌市,住常明贤同学家。言谈中提到刘森去世的事,常明贤张大了嘴巴,好一阵没回过神来。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5月,已经1年多了。”
常明贤同学深感难受,大说遗憾。常说:“我一直想见一下刘森,对他当年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去年我曾几次找同学问,有人说他在南疆,还有人说他去了内地,怎么就这样走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常明贤下海跑运输,哪想到不多久碰到个坎,要团里出个什么证明。找十三团的熟人,跑了几趟没办成。最后想到了当时在九团工会的刘森。常明贤找到刘,刘干脆地说,你带着有关证件来,我领你去办。结果没费什么周折就把事情办妥了,一分钱没花。
再没有机会当着刘森的面说一声谢谢,表示一下感谢了。这成了常明贤心里永远打不开的结。
我想有这种感觉的绝不止常明贤同学一人。你、我、他可能都有。
我们那一届高中生是七十年代十三团中学毕业生搞聚会最多的班!
感谢刘森,感谢他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中学届高中同学所做的一切。因为有他,同学间的联系才如此频繁,一些联系不上的同学才联系上了,同学情才维持得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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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