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孤独，领我到心里
——关于韩子勇诗集《博格达》及其他
■沈 苇
韩子勇的写作，可分为两个时期：“*时期”和“北京时期”。在“*时期”，他完成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建构。年离疆赴京，标志着“北京时期”的开始。当然，“北京时期”抑或是某种程度上的“后*时期”，一个显著标志是他重返诗歌，承接并延续了年代诗歌创作的爱好和热忱。于是，便有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博格达》（山西教育出版社年12月版）。他称这些作品是从年代到现在，“一些个人心绪的浮点”“一个只属于我的神秘心迹”。《博格达》意味着他写作身份的又一次嬗变和刷新，相比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些作品更具个人化色彩和个性化风格——一个批评家、一位学者，其实是骨子里的诗人。从“思”到“诗”，把“辽阔的孤独”领进自己内心，《博格达》的综合抒情，不啻是一位批评家诗人或诗人批评家的长调和咏叹。年，36岁的韩子勇出版了文学批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两年后，此书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对“西部文学”的深刻洞察、对地域性的独特思考，是《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的核心和基石。他的非经验主义态度，新颖的评论符码，良好的直觉抵达，“半诗性的特殊语言”，以及对西部文学“悲剧性叙述程式”和“有方向写作”的准确定位，均触及了边疆启示录式精神背景的内在之核。今天，这部完成于20多年前的著作，已是当代批评的经典之作，被年轻一代文学研究者频频引用，视为启迪之书、“凿空”之书。继《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之后，韩子勇很快就转向文化研究，本文原载《长江丛刊》年9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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