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起塞北高原的脊梁
——解读李志斌之诗歌《山阴，我的母亲，我的家乡》
吴光德吴光德，男，山西朔州市人。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会员，朔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唯美诗歌原创联盟副理事长，《作家新视野》杂志主编。著有中篇小说《二娘》《雁门刀客》《让我们忍住眼泪》。如果说在年这一年的文学跋涉里，能够让我感到惊喜和意外的事件并不算多，而昨晚无意中读到的一篇诗歌作品，却在我早就波澜不惊的心湖击起了千层浪花。这一份来自于塞北高原的新春贺礼，让气候本来寒冷的春节，有了温度，也有了热血澎湃。
作为同一片沃土上生活的居民，喝着相同的桑干河的水，呼吸着相同的塞北高原的空气，说着相同的地方语言，唱着同一首雁门关外的情歌，我有必要，也有义务，同时也是一种为文者的责任，迫不及待拿起了笔，留墨几点、发话数语，以此擂鼓，为一个北方汉子的热血倾洒而疾书狂舞。
动笔之前我在思考，作为一名文学评论者，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到底是什么？
是为作者去夸大鼓吹，还是迎合这个时代某些圈内文化的现象？
不！一个真正有良心和责任的评论者，应该，也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因为文学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促使我们站在一个真正的文学高度，去传承和引领正确的文化发展，而不是成为某一领域的代言者；否则，只会成为文化的悲哀和人性道德的沦陷。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终于拿起了笔，写下了后边的一些文字，以此抛砖引玉。
——题记
一解读一篇作品前，先解读作品背后的文化历史和作者创作的思想动机。
在读李志斌老师的这篇《山阴，我的母亲，我的家乡》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其家乡背景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在读这篇作品时内心深处的感受和震荡。否则，其诗歌文字中所包涵的诗意和思想厚度就会大打折扣。
但这种表现手法，靠作者和作品本身来体现，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诗歌本身的形式限制导致于无法像小说创作去详细把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展开描述。而作为评论家，其起到的作用，就是通过第三者角度的思维和观察入笔，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某些断面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写与读的完美互动，让作品有了深度，让读者有了明悟。
“山阴”，这两个字，放在山西省范围内，放在雁门关以北一带，也许读者能够知道其特定的城市意义。但如果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放在全国，放在世界文化的舞台，我想这两个字读者就未必熟悉和了解。这样的文化差异，会导致这一作品其传播和影响的局限性，所以，我在此做出补充。
首先我们从山阴的历史进行追溯：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山阴在春秋时期为北狄所居，战国时期为赵雁门郡楼烦县属地，秦属雁门郡，汉归陶县、阴馆县。后经历代沿革、更名。
唐属应州金城县。
金大定七年（）始名山阴，意地处复宿山之北。
金贞佑二年，升山阴为忠州，属西京道大同府。
元后期复置山阴，属山西道大同路应州。
明称山阴县，属山西布*司大同府应州。
清雍正八年（）直隶于大同府。
年直隶于山西省。
年6月24日，全县解放，属冀晋专署。建国初期属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后随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
年至年属晋北专区，后复归雁北专署。
年划归朔州市。
从以上所做的历史追溯，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历史的根源。“山阴”在春秋战国时期，她就已经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出现，并经过了漫长的时代变迁而走到了今天。
首先，我们先从历史的画面中去见证这一地方的伟大奇迹。
在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朝代，应该是在汉武大帝所统治的时代。而目前在全国最大保留最完善的墓群——广武汉墓就坐落在山阴辖区，包括广武长城、广武旧址，都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迹向世人说明了一切。
而在之后的宋辽之战中，包括文学作品《杨家将》和一些影视剧里所体现的战争描述，以及雁门关独特的塞外险关之称和文化旅游普及的推广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一来，我们起码对于这篇文章的产生背景有了某种历史的认识；也对作者创作这篇作品的思想动态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和了解。在我们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会不由自主随着诗歌的走向而回归到某些历史深处的画面，真正形成感官意识和动态意识的完美结合。这里面融合了诗歌语言、浩瀚画面、三维动态的全方位展现。
其次，我们再来了解作者本人。一个65年出生的北方汉子，一个世世代代喝着桑干河水长大的农民儿子，其血液中流淌的不仅仅是塞北高原的豪迈，还有雁门关外*沙漫天、朔风凛冽所锻造的灵*倔强，还有古老历史文化熏陶下所成长起来的一名文人的执着。
如果没有这一方厚重的历史文化土壤，没有喝着桑干河水长大的人生阅历，没有塞北高原哺养下一名铁骨铮铮汉子的人文情怀，也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篇脍炙人口、情感饱满、思想厚重的优秀作品。
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也养育了李志斌这样优秀的诗人。从这首长诗里，我们读到了塞外高原男儿的豪迈，读到了雁门关外北方文化的繁荣演变，读到了洪涛山的伟岸；读到了古长城的硝烟弥漫，读到了远古历史的沉睡和觉醒；读到了一颗对于故乡、对于伟大中华名族赤诚的赞美之心。
这种情感的喷发，来源于人性的真实，来源于特定文化下所滋生的特定的人文情怀，也来源于历史的沧海桑田。
明代尚书王越曾有诗一首来描绘那个时候塞外高原的生态环境：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就是这样的生态环境，经过多少年的历史变迁，在“右玉精神”的高效带动下，到今天已被誉为“塞上绿洲”的第一美称。这种环境的转变，让从小生长在这里的作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感而发、有情可泻、有据可依，用手中的一寸锋毫，落笔为刀，去一点一滴雕琢塞北高原的山川面貌和地域文化风情。
而作者就是在亲身经历了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变迁之后，其思想的成熟和人文变化才得以丰富；其认识事物的价值观念才独特明显；才能从看似常态的事物中挖掘出历史的精髓，从历史的湮没中寻找到闪光的亮点。
如果换一个人，换成90年代以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绝不会写出如此真实的情感和来自于灵*深处的那种痛楚；也写不出如此大气磅礴的诗意力量。因为他缺少了那个时代的经历和切身感受。
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沉淀和积累。
任何有影响力的作品，其内涵的思想里都有着创作者本身的认识和价值取向。闭门造车、高谈阔论、凭空想象，其作品哪怕再华丽，语言再流畅唯美，但其内在的骨架却一定是脆弱的，因为它缺少了那种来自于灵*深处的颤栗。
而从李志斌所写的这篇《山阴，我的母亲，我的家乡》里，我们却可以真切感受到这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和力量。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发表在.2.20日《光明日报》《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栏目里的一文中明确指出：
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