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治雀斑医院 http://news.39.net/bjzkhbzy/210115/8593619.html那天好像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天已经很冷了，北风呼呼地刮着。我和几个孩子正在街上玩溜溜弹，虽然路边的积水都结了冰，但我们却都玩得满头大汗。溜溜弹就是里面有漂亮花心的玻璃球，在鲁南孩子们都叫它溜溜弹。我是街上出了名的弹溜溜弹的神手，几乎每出手都能将别人的溜溜弹击中。啪!那一声脆响真叫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正玩在兴头上，我听见一个过路人问：“小孩，李怀玉老师的家在哪?”李怀玉是我的母亲，在县城一中当教师，那天她在家休息。我抬头看了一眼问路的人，这才发现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其中还有两个穿*装的*人。我说：“门牌十六号就是。”我家居住的这条街叫西门里街，从东到西也就三十来户人家，街不大，但在古老的县城里名气却不小。历史上曾出过一名状元和几名进士，街的中央部位还矗立着一座连毛主席都知道的铁牌坊。据说，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从南方视察回京时，曾在列车上召见了当时的滕县县委书记，见了面，主席诙谐地说：“噢，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拘谨的县委书记，笑着点了点头。主席听完他的工作汇报，兴致勃勃地与他谈起古来：“你们滕县的铁牌坊还在吗?”“在，还在。”“你知道它是什么时间造的，怎么造的吗?”县委书记被问住了，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主席又问：“孟子见滕文公的上宫在你们滕县的什么地方?”县委书记又被问住了，便又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过去他一向认为，一个*的干部只要抓好“两大运动”就行了，管他什么铁牌坊、孟子见滕文公一类的稀奇古怪!于今主席问起，竟然瞠目不知所对。主席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地方官也要学点地方史嘛。”这个真实的故事由于有了毛主席在里面而很快家喻户晓了。于是有很多人跑到西门里街看那铁牌坊。还有人向我打听孟子见滕文公的上宫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不知道，但我又不想摇头，就说离西门里很远。所幸的是让我言中了，教历史课的母亲李怀玉带我去看了那地方，那里只剩下了一个土台子和一株千年古槐了，确实离西门里街很远，起码有十多里的路程，连城边也挨不上。我家是西门里街上唯一的*属，父亲又是县里唯一当上飞行员的*人，因此每当元旦和春节到来之前，*府总要派人到我家慰问的。我用眼睛的余光瞅着问路的一行人朝我家走去时，马上意识到，元旦快要到了，那么寒假也就不远了，我朝思暮盼的春节也快来了。我非常喜欢过春节。每到春节，西门里街那条土路就铺上了一层沙子，家家门旁还放了一个小沙堆，整条街道看上去金灿灿的，叫人眼睛发亮，精神抖擞。尤其到了除夕的夜晚，家家户户的孩子们挑着灯笼到街上放鞭炮，炸得沙子和搪瓷碗四处飞扬，给人的感觉就像掀翻了碉堡，*子的头盔飞到了天上，那种欢愉和痛快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我想，父亲要是能回来过春节就好了。我又想，也许父亲今年能回来。我的情绪顿时高涨，手气也好得不能再好了，啪，啪，啪……一声接着一声脆响，没用多少时间，我就把伙伴们的溜溜弹都赢光了。我又像往常那样，把赢来的溜溜弹还给他们，然后再玩。直到天快黑时，家长们纷纷走到街上叫唤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我们才匆匆散了伙。进家之后，我在院子里叫了一声：“妈，我回来了。”我叫父亲从来不叫爸，都叫爹。而我叫母亲从来不叫娘，都叫妈。对此，父亲对母亲说，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是不是这孩子觉得他爹长得老相，就叫爹，觉得他妈长得年轻漂亮，就叫妈。我记得母亲抿嘴笑了笑，算作回答。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从屋里出来看看我，从屋里走出来的是一个*人，就是向我打听我母亲住在哪的一行人中的一个。这个人猛一看上去长得还是很英武的，浓眉大眼，有一副鼻梁高挺的鹰钩鼻子。但细细一看，我发现这副英武的面孔却让人有点害怕，他的眼睛射出的光芒就像鹰的眼睛射出的光芒一样，凶凶的，连眉毛和鼻子也跟着变得凶气逼人了。另外，我还发现他的右腿瘸了，装了假肢，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上身想保持稳定的姿态看起来显得很吃力，似乎走路稍不留神，整个身子就会一下子塌下去。但他却腰板挺得笔直，走到了我面前，抚摸了一下我的脑袋，说：“小林，你回来了。”我的小名叫小林，大名叫舒林。我已是一个九岁的男孩子了，对人和对事已有了自己独特的感觉。我的感觉告诉我，我不喜欢这个人。也许因为他不该出来招呼我，可他出来了。也许因为他的相貌过于英武，却又没有掩饰住不该显露的悍气。也许因为他走起路来腰板挺得过于笔直，好像他有意不让人怜惜他的瘸腿似的，这反倒给人一种造作之感。也许因为他过分地向我表示了一种亲近，抚摸了一下我的脑袋，我对陌生人抚摸我的脑袋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我嗯了一声，就到屋里去了。屋里坐满了人。母亲趴在条几前的桌子上呜呜哭着。我感到很愕然，用疑惑和愤怒交织的目光扫了一圈屋子里的人，我认为是他们让我的母亲伤心了。我走到母亲跟前问：“妈，怎么回事?”母亲扬起脸来望着我，泪水依旧在脸上流着，我看到母亲一双美丽的眼睛完全哭肿了。“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一把将我揽在怀里，哇的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爹他没了……”母亲又说了一遍，我听明白了，这就是说我爹死了。可这怎么可能呢?我从来都认为在运河上九死一生过的父亲，命大得很。我记得爷爷说过，父亲很小的时候，一个从南面过来的大家都认为很了不起的相面先生，看了我父亲的面相，用很神秘的语气对我爷爷说，你这儿可是一个大命人呐，起码可以活到七十三。爷爷经常说那个南蛮子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我的大命的父亲现在怎么能说没了就没了?我不相信。可是母亲很快就让我相信了，她指着摆在条几上一个盒子说：“那里面装着你爹的骨灰。”我注意到，骨灰盒上嵌着一张照片，是父亲的照片。我有了天塌地陷般的悲哀，跟着母亲哭了起来。两个月前的一天，也就是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我县县委书记不久，父亲驾驶着那种老百姓说的有五个头的飞机，在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上空飞行。父亲和整个机组的任务是：侦察叛匪的踪迹，并向断粮多天的骑兵部队空投食品。飞机在青藏高原上空飞了一个多小时后，按照飞行前的预计，应该飞临目标上空了，可是父亲他们没有发现目标。于是他们又改飞另一种方案，进入险象环生的唐古拉山北麓。父亲那时驾驶的有四台螺旋桨发动机的飞机，无论飞行高度还是速度，无论航程还是机载特种设备，都无法与后来的涡轮风扇式、喷气式大型飞机相比。但那时，它却是唯一可以进行远航程和大载重量飞行的机种。父亲操纵着巨大得像小山一样的老式飞机，摇摇晃晃越过层层叠叠的雪山，绕过一块又一块积雪和冰雹翻滚的云团，进入了云雾弥漫的雾云滩上空。雾云滩是一片夹在两条雪山间的狭长而平坦的草原，有数百里之遥，在腾腾云雾的笼罩下，显得异常神秘。对于父亲他们来说，要想从时开时合的云雾缝隙中找到地面上的人影，真比大海捞针还要难呢。父亲决定降低高度。当然这是很危险的，因为飞机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穿云破雾，虽然有无线电高度表和雷达的提示，但稍有疏忽，一是有可能撞山；二是如果云雾底边连着地面的话，就很有可能使整个行动变成坠地的悲剧。对于这两点，父亲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决定降低高度。他和机上领航员作了简短的协商后，就一推机头从云缝中迅速下降了。当飞机穿行到云雾底边快要接近地面时，父亲改平了飞机，然后做了一个小坡度转弯，避开险些擦着的山坡。就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看到了地面的骑兵部队，他们在草地上燃起了几个火堆，黑色的烟缕一直伸到云雾中去了。父亲还看到了几面摇动的红旗。远在千里之外的指挥所听到父亲的报告，立即发出了空投的指令。小山一样的飞机的肚皮仿佛划破了，从里面掉出来一个又一个包裹，它们在空中被张开的降落伞提着，缓缓地落到草地上。空投完毕，飞机变得轻松了，然而父亲他们的心却是越来越沉重了，如果在半小时内，仍然找不到叛匪的影子，飞机就必须返航了。云雾越来越低，能见度自然也就越来越差了。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只好驾驶飞机一会儿升到云上，一会儿又从云缝中钻到云下，就像一条在云海雾涛中起伏腾跃的蛟龙一样。父亲相信，这样飞下去，一直飞到草原的尽头，然后再转回来边返航边侦察，如此耕地似的飞一个来回，没有发现不了的目标。多年的飞行经验在这种情势下帮助了父亲，飞机在草原的尽头转入返航航线飞了约有十分钟，父亲再次钻到云下时，看见山洼里有许多帐篷。这个发现使父亲振奋不已，他大声叫了起来：“我看到帐篷了!”指挥所的指挥员听到这个发现，兴奋地问：“帐篷有多少?”父亲没有立即回答，飞机开始在山洼的上空盘旋。盘旋了两圈，父亲又看见在帐篷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约有上百匹快马在人群四周推磨似的奔跑，每匹快马上都有一个凶悍的枪手，每匹快马后面跟着三四个奔跑的刀手。父亲向指挥员报告说：“目标在雾云滩西南部的山洼里，帐篷约有五六百，叛匪约有五六百，被裹胁群众约有两三千。”当指挥所将这个情况通知骑兵部队时，父亲的飞机中弹了，那些骑在马上的凶悍的枪手一齐向低低盘旋的飞机开了枪，有几发子弹打中了左翼上的两台发动机，它们立即停止了转动，而且右边的两台发动机的温度也突然增高了。父亲一边报告一边蹬舵压杆，试图使飞机在一侧发动机还勉强转动的状态下，保持平飞。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飞机像狂风卷起的树叶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再想飞越来路上那些耸立云端的万仞雪山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指挥员不断地下达着“沉着”、“争取高度”的口令。父亲不断地报告着飞机的状态。指挥员听到父亲的最后一次报告是：“我们准备迫降，我们保证人在飞机在。”从此，父亲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指挥所失去了联系。指挥所的值班员连续呼叫了几个小时，没有父亲的回音。当天下午，寻找父亲他们的飞机出动了，地面寻找的人员也启程向父亲他们迫降的概略地点去寻找。可是高原地形太复杂了，找了许多天，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后来，进剿的骑兵部队从俘获的叛匪的交待里，知道了父亲他们迫降后的情况。父亲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指挥所失去联系之际，恰是父亲驾驶着歪歪斜斜的飞机迫降在草原上之时，由于倾斜的机腹摩擦着凹凸不平的地面向前滑动时发生了剧烈的撞击和震动，坐在尾舱的通信员和射击员不幸遇难。父亲和副驾驶、领航员以及空中机械师活了下来。他们很快就被叛匪包围了，疯狂的子弹像暴雨一样袭来。父亲他们跳下飞机，用手枪还击，还向叛匪们喊话。然而他们人太少了，而且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最后全都倒在了血泊里。穿*袍的匪首命令刀手割下了父亲他们的脑袋。几天后，进剿的骑兵部队为我父亲和他死去的战友报了仇，并且找到了父亲他们的遗骸，在高原上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火化仪式。父亲的丧事是在老家坞镇办的。开始县上想把父亲的骨灰盒埋在烈士陵园里，但我的爷爷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儿子十六岁参加革命队伍，先在运河支队打*子，后来又打国民*，解放滕县打了七天七夜，这些我都没有反对，我还当了支前模范。解放后儿子选去当了飞行员，我又是双手赞成。现在儿子死了，你们把他放在烈士陵园里，这我就不会赞成，我想看看他就得跑几十里的路，如今我年纪大了，不能像年轻时那样跑来跑去了。我看就让他进祖宗的坟地吧。我想什么时候去看他，就什么时候去。”我爷爷是运河上赫赫有名的船老大，抗战年代救过不少运河支队的人，地委书记一提起我爷爷的名字就竖大拇指。县上不得不依了我爷爷的意见。父亲的丧事除了没用棺材之外，一切都遵从坞镇古老的习俗。发丧那天，坞镇的男女老少都来为我父亲送葬了，起灵前人们一批接一批进入灵棚吊唁，起灵后又进行了路奠。那天我这个唯一的孝子不知磕了多少头，但我愿意把自己的脑袋磕破，让父亲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我拄着用柳树棍做成的哀杖，被人搀扶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父亲的骨灰盒送进运河边上祖宗的坟地。那个瘸腿的*人将父亲的骨灰盒放入了墓穴。我看见他悲伤得都无法站立起来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无法喜欢他，因为我爷爷曾主张给我父亲的骨灰盒做个棺材，但遭到了他的反对，他用非常凶的目光盯着我的爷爷，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大声说，你敢那样做，我就敢把骨灰盒带回去。我爷爷缩了缩脖子，就没再提棺材的事。他对待爷爷的那个凶劲，让我感到厌恶，我认为他对我父亲没有什么感情。如果说开始我还只是从模糊的感觉上不喜欢他，那么到这时我则是从感情上不喜欢他了。看到他悲伤的那副样子，我想这是一种虚假的表现。丧事一过，瘸腿*人就动身回去了，我母亲拉着我去送他。他从运河坐船向南走，到了徐州再乘火车向西去。他站在船上向我母亲一边挥手一边说：“我还会来看你们的。”母亲朝他一边挥手一边点头，眼里还有泪花闪动。而我真不想再见到这个人。谁想，几年后这个瘸腿人成了我的继父。那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去的一九六二年夏天，刚放了暑假，我正拼命地赶写假期的作业，我不想带着作业到坞镇老家去，那样的话，爷爷总担心我完不成作业而不让我跟他到运河或微山湖上去玩，我的损失就太大了。一天晚上，母亲检查了我的作业后，向我问道：“你知道妈今年多大了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但并不难回答，于是我就在心里算了一下，父亲是在解放滕县那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认识母亲并和她结婚的，那时她二十岁，现在算来该是三十四岁了。我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反倒问母亲：“妈，难道你不清楚吗?”母亲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父亲去世后，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母亲格格的笑声，能听得出，她心里很痛快。“妈当然清楚，妈问你呢。”我说：“妈，你三十四了。”母亲点了点头，说：“你觉得妈还年轻吗?”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年轻，而且漂亮。自打一年前考上一中后，我经常听到同学们在我面前这么说。我点了点头算作回答，我预感到母亲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和我谈了。果然，母亲给我谈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她要再嫁人了，男人就是那个瘸了腿的*人。我听了给噎得差点背过气去。我仿佛看到那个在记忆中已经淡忘了的瘸腿人，突然降临到我面前，两眼凶凶地看着我，向我说，我是你的后爹。我已经十三岁了，是一个中学生了，我不愿意接受这个心理上难以承受的事情，于是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母亲抿嘴笑了笑。过去母亲抿嘴笑时我总感到那笑容特别地美，而且还蕴含了无穷的意味。现在我觉得有些造作了。我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多大了?”“比你爹还大两岁呢。”我哼了一声，“难道他没有结过婚吗?”“结了，又离了。”“因为什么?”“小孩子家别问这些事。”尽管母亲这样说，但在我执拗的目光下，她还是告诉我了，她说他叫万承学，老婆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两个人离了。“这么说，我爹没了，他就盯上了你。”我猜想这几年他和我母亲肯定保持着某种联系，甚至还见过面。母亲把脸转到一边去，我从她面部的侧影注意到，她的神情慌乱了一下，不过很快又镇定了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妈，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看上他?”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可我能感到，母亲一定会嫁给那个万承学，母亲只要认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让她更改的。不知怎的，我默默流泪了，有一种即将失去母亲的痛苦。“看你这孩子，哭什么?”母亲掏出手绢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对我说：“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这几年多亏了他，不然……”母亲没有往下说，她掉泪了。我说：“我明天就到爷爷那里去。”“他明天就来，晚两天走不行吗?”我听出母亲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求，不想让她过分难过，就点头同意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希望老天下一场暴雨，把所有的路都给冲垮了，让那个想得到我母亲的人来不了。可是这样的一场暴雨，会冲垮多少房屋啊，这倒使我感到害怕了。于是我就又希望老天别下这样的暴雨，下一夜绵绵细雨，弄得到处都是泥泞，这对于瘸了腿的人就等于设下了万千屏障。我很喜欢这个希望，沉浸在这个希望里面嘿嘿地笑着。然而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愚蠢可笑，老天会照你的意愿行事吗?即使是下了一夜绵绵细雨弄得到处都是泥泞，但最终还是挡不住那个姓万的到来，这样的雨不可能天天下。我从床上爬起来，收拾了一下，给母亲留了张字条，告诉她我去爷爷那里了，便背起书包悄悄离开了家门。走到街上，我想，如果母亲要嫁的人是一个比我父亲还要和蔼可亲的人，我会为母亲感到高兴的，可是母亲偏偏看上了这个我不喜欢的瘸子，同学们会怎么说?一中的学子个个都有一副好用的脑袋瓜，我能想象出他们会说些什么，也能想象到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表情。快走到街的西头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离开事实上是使母亲和那个瘸腿人的婚姻变得没有任何障碍了，起码连感觉上的障碍也没有了，这可真不妙。于是我立刻决定留下，做一个障碍。想到这里，我不禁得意地笑了，还在街上边走边摇晃着身子撒了一泡尿。回到家睡下时天快亮了，醒来时差不多到了中午。我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呻吟，吓了一跳，但我没有马上从床上爬起来，而是竖起耳朵搜寻呻吟声的来向。我又听到了一声，不是来自母亲住的东间，而是来自院子里。我撩起窗帘的一角向外看，只见瘸腿人正和我母亲在高大的梧桐树下拥抱着亲吻，俩人的热乎劲就像我小时候见到父亲回来探家时那样，眼下他们两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竟如一对黏在一起的糖人儿。我发现瘸腿人万承学的力气还是挺大的，我母亲被他一双手紧抱着，整个身子便轻盈地离开了地面，而他那只瘸腿在这个时候一点弯也不打了，仿佛一根钢钉牢牢地钉在地上，毫不动摇。再看看我母亲的神情吧，好像喝醉了一样，脸儿红红的，向上半仰着，让那个万承学在她的双唇和脸颊上吻来吻去，嘴里不时发出无法抑制的呻吟。我惊诧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同时也气得浑身不停地哆嗦。我从床上跳下来，啪!一拍床边的桌子，桌子上的书包给震得跳了跳。我真想借这个响动带给我的一身胆气冲出去，给万承学一个耳光，我相信我会一巴掌将他扇倒在地。我这么想着，就站起来去做了。可是当我将要迈出西间的房门时，我意识到这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为我的一巴掌而停止不前。我整个人儿一下子僵止在那里。母亲走进我住的西间里来了，她的脸颊红得更历害了，眼睛慌乱地打量着我。我望了望她，十分干脆地说：“我已经看见了。”母亲搂住我的肩头，拉我回到床边坐下，轻声说：“相信妈，妈不会对不起你爹的。”“你找了一个瘸子，若我爹地下有知，会感到羞愧的。”母亲惊愕地注视着我：“小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的腿瘸是因为飞机出了事摔的，怎么可以拿这个来笑话他?”“我并没有笑话他，我只是在想，你应该找一个比我爹强的人。”母亲的脸上现出哭笑不得的神情，我看得出，她有些欣赏我的话，但又觉得我对有些问题没有弄明白。她说：“这是感情上的事，你长大了就懂了。”随着母亲在我额头的一个爱抚的亲吻，我原打算做一个障碍的想法，渐渐退却了。但这并不是说，我开始喜欢万承学了，我只是太爱我的母亲了，我不想让她不高兴。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少高兴过。万承学给我带来了许多好吃的糖块和很多人没有见过的巧克力，还有一件运动短裤、一件背心及一双回力牌球鞋，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母亲让我穿上短裤、背心和球鞋，然后围着我仔细看了看，连声说好。我扫了万承学一眼，他正望着我，这一次目光很温和，能看出其中伴有许多讨好的成分，他的微笑里由于有了一些怯意而显得不怎么自然。他试图和我说话，几次都是张开了嘴，看到我把脸转到一边去，只好又将嘴合上了。严格地说，那天晚上万承学便成了我的继父，虽然他和我母亲的婚礼是第二天举行的，但头天晚上母亲烧了许多水，在她房间的木澡盆里给他洗了澡，天亮之前他没有从里面走出来。母亲给他洗澡的时候，我心里烦躁极了，就拖了床上的席子到院子里凉快。我躺在席子上，对自己这个障碍轻易地给拔除了，很有些不甘心。我看到一颗流星飞快地划过夜空后，忽然想到了两样东西：弹弓和溜溜弹。于是我回到屋里取出了它们。我知道，如果用弹弓装上溜溜弹射击东屋的窗户的话，那肯定会把玻璃打碎的，母亲会因此而狠狠责备我，甚至会说我是个坏孩子。可我不是坏孩子，所以我不能鲁莽行事。我站在梧桐树下打量着阔大的树冠，它的好大一部分已覆盖了屋顶。我相信，如果用弹弓打击树叶或树枝的话，肯定会制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动静。果然，第一枚溜溜弹射出去后，先是嚓啦一阵急响，射穿了一溜树叶，接着又从高处像沉重的雨点打击芭蕉叶那样啪啪地跌落下来，当的一声砸在屋顶的瓦上，最后从瓦上哗啦啦滚落到地上——整个过程发出的声音真有点惊心动魄。我喜欢这样的效果。不过这样的效果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照此下去，落下来的溜溜弹迟早会把屋顶的瓦砸破的。我不能这么干。我便站在院子的西南角，开始大力射击树顶，让射出去的溜溜弹不再砸到屋顶上。虽然效果差一些，但一枚接一枚射出去的溜溜弹不断擦击树叶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还是放大了它的威力。母亲从屋里走出来了，远远地望了我一会儿，问：“你在干什么?”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可我听得出她在生气。我说：“我在打麻雀。”母亲抬头看了看梧桐树，问：“哪来的麻雀?”我说：“从南边飞来的。”母亲说：“我怎么没看见。”我说：“打飞了。”母亲问：“你用什么打?”我说：“玻璃球。”母亲问：“什么样的玻璃球?”我说：“就是溜溜弹。”母亲问：“都打到哪去了?”我说：“都打到街上去了。”母亲说：“你想过没有，会不会打着街上走路的人?”我说：“现在都半夜了，街上没有走路的人。”母亲说：“我看你该回屋睡觉了。”我说：“我不困。”母亲走到我跟前，我看见她的两眼闪动着泪光，我说：“好吧，我睡觉，就在院子里睡，屋里太热了。”毫无疑问，我除了制造些令母亲不愉快的动静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阻止不了母亲与万承学的婚姻。爷爷也阻止不了。在母亲与万承学婚后出外旅行的日子里，我回到了老家坞镇，爷爷告诉我：“你妈给我打过招呼了，我能说什么呢?现在不兴守寡了。我看那个万瘸子，心是硬了些，可人肯定是个好人。这事就随你妈去吧。”我的外公和外婆远在几百里之外的烟台，更是鞭长莫及了。当年我母亲作为烟台师范学校的学生跟随支前的队伍南下时，来到滕县看上了我父亲后就利用了远离父母这一点，很快和我父亲结了婚，直到有了我，才告诉了我外公和外婆。外公和外婆有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外公在给我母亲的信上说：“你不来信，我都记不起外面还有一个闺女呢，看来你长大了，成人了，自己也能当自己的家了，多么了不起呀，我和你娘除了佩服还能说什么呢?”我母亲给我父亲反复朗读我外公的这封信，边读边乐，还说：“我这个当教师的爹，写一手好文章呐。”鞭长莫及的外公和外婆在我三岁的时候，来过我家一次，那一次他们见到了我父亲，他们承认我母亲还是有眼光的。现在他们要是知道了我母亲和万承学的事，还会说她有眼光吗?我觉得母亲美丽的眼光出了问题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强迫自己接受了万承学是我的继父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因为我实在当不了母亲的家。不过，我向母亲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要求：不随*，也不去继父那里休假。理由有两点，一是他和我父亲是一个部队的，其深层道理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二是他所在的部队周围没有像滕县一中这样好的中学，会影响我将来考大学。母亲听了，我能感到她内心里激动得厉害，她用一种极其痛快的语调对我说：“没问题，就照我儿说的办。”我的大学梦随着“文革”的到来破灭了。一九六八年我参了*。不久我又被选为飞行员。在很多人远离文化的日子里，我却在知识的天空里丰满了自己的羽毛。我飞的是小飞机，比父亲飞的大飞机小多了，但比父亲飞的大飞机飞得更高更快了。四年的航校生活匆匆地却是紧紧张张地过去后，我被分到了地处西北边塞要地的歼击航空兵师，开始改装歼-6型超音速歼击机。这种飞机与米格-19同属一个型号，是第二代喷气式歼击机，在超音速歼击机中则属第一代。由于它自一九六四年首次参加国土防空作战后，到七十年代初的几年间，共击落敌机十一架，是一九六四年以后击落入侵敌机最多的机种，因此有“英雄飞机”的美名。可想而知，能驾驶这种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我该有多么自豪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当我改装飞行快要完成时，继父万承学从西安古城调到了这里，担任这个师的参谋长。我写信告诉了母亲，母亲很快就来了。同样我做梦也没想到，母亲正式办了随*手续，来部队子弟小学当副校长了。我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从鲁南名城的西门里街搬到了大西北戈壁滩上的飞行基地里。母亲对我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母亲为了让我相信这一点，还告诉我，继父本来想要一个孩子的，但她没同意。我问：“我当飞行员的事，是不是也是你的主意?”这个问题过去我问过母亲多次，她总是含混地说我赶上了。这一次母亲说：“我给空*写过信，可以说是妈要求的。”母亲又说：“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你的身体，看来你的身体和你爹一样好。”我从母亲的脸上，看到了人世间深奥无穷的母爱里洋溢的幸福和骄傲。这一刻，我感动得直想哭。母亲来了后，星期天只要不飞行，我都要回家吃顿饭的。母亲总向我问这问那，几年不在一起，她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总给母亲聊些飞行上的事情，这些她不懂，可她听得很认真。有一天，吃过晚饭，母亲说：“将来你有了孩子，如果也能当上飞行员的话，那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飞行世家了。”我说：“我还没有对象呢。”母亲说：“找一个吧。”我说：“上哪去找呀?这里是光秃秃的沙漠，哪里有姑娘啊。”母亲笑了，说：“我听说不少飞行员都是疗养时找的。等你出去疗养时就找一个吧，找一个好姑娘。”那天晚上，我从家里回到宿舍后，对同屋的徐明说了这事。徐明和我在航校时是同期同一区队的学员，毕业后分到了一起，又同住一间宿舍，关系一直非常好。这个有着一脸孩子般的稚气，却又*心眼子多得要命的家伙，听我这么一说，两眼顿时大放光彩，他说：“你妈可真伟大啊，我看改装飞完，咱们肯定会去疗养的，到时咱们就遵照她老人家的意思，一人找一个吧。”就这样，他很轻松地把自己也拉进我母亲的意愿中来了。其实他早有这种思想准备，曾多次告诉我疗养院里有许多漂亮的姑娘，他说以后有了机会就去找一个。我们这批新飞行员还没有去疗养过，徐明已经知道疗养院的不少情况了。“什么样的姑娘是好姑娘呢?”我说。“是啊，什么样的是呢?”徐明说。于是我们两个光棍就围绕这个问题聊了起来。熄灯号吹过后，我们越聊越兴奋，好在第二天不飞行，也就没有太多的顾忌。过去我们也常谈女人，要说飞行员不谈女人，那纯粹是瞎话，只不过关起门来偷偷谈论罢了，话题也不固定，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我和徐明都认为，飞行员的妻子一个比一个漂亮，漂亮几乎成了飞行员选择对象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但徐明又认为好姑娘不仅要长得漂亮，心眼好，而且还要有味道。谈到味道，他说：“每个姑娘的味道都不相同，我喜欢那个一些的。”我问：“那个一些的是什么意思?”他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总之让你怦然心动。”我说：“这样说来，我也喜欢那个一些的。”可我对此又有些茫然，怎样才能算是那个一些的，叫你怦然心动的姑娘呢?徐明也茫然，他说：“对深层的意味，我还没有悟出来呢，不过从感觉上还是可以把握的。”我问：“怎样从感觉上把握呢?”他说：“这种感觉，开始的时候不可能通过你的手，也不能通过你的别的触觉器官，只有通过眼睛，用眼睛去感觉。”我说：“你的眼睛感觉那个一些的，可能我的眼睛就感觉不那个一些了。”徐明哧哧地笑了，说：“这真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学问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对我们要找的好姑娘，有了一些审美上的追求。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选择自己的意中人了。改装任务完成后，正赶上夏季，我们被安排到青岛去疗养。当我们真的到疗养院的时候，我发现这里漂亮姑娘有的是，真有点叫人眼花缭乱了，然而她们大都有了对象，即使没有对象的，听说我们是大西北的，便没有和我们交朋友的意思了。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地理位置，多么可笑而又可悲。难能可贵的是，我和徐明没有灰心。我们将视野从疗养院扩大到了海滩和浴场，以及我们脚步所到的地方，我们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我们认为是好姑娘的女孩子搭讪。当然，我们尽可能地避免出现那种死皮赖脸的劲头，起码是不能让人家感到讨厌，否则我们成什么了?我们甚至希望上演一场英雄救美人的好戏。那是一九七三年，我们的这种想法其实是很前卫的。我们的希望终于在一天下午变成了现实。一场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很多动作慢的人没有离开浴场，其中一些人好像有意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似的。这里面有两个姑娘，我和徐明一直跟着她们，我们抓住了这个天赐的良机。事实上在海滩上时，我和徐明就不约而同地跟上她们了，她们很有些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味道”。后来她们游进浴场后，我们也跟着游进了浴场，而且一直跟在后面，我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因为我们发现她们没有男孩子跟着，我们觉得她们可能还没有男朋友。徐明很快跟她们搭上了话，其中一个穿红色泳衣的爱笑的姑娘问：“你们是什么人?”徐明说：“我们是飞行员。”她又问：“飞行员是干什么的?”徐明说：“你连飞行员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吗?”那女孩子格格地笑了，还差点呛了水，连连摆手说：“不知道，不知道呀。”也许徐明的愚蠢反问，使那个爱笑的姑娘产生了好感，于是就真的请教他飞行员是干什么的问题了。徐明有了这样一个话题，自然就有了向那个姑娘靠近的理由，他靠得非常近，边游边谈飞行员是干什么的了。我和另一个穿蓝色泳衣的姑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俩的僚机，分别编在两侧，后来我和她干脆编到他们的尾后，也边游边聊起来了。穿蓝色泳衣的姑娘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她总用一种警惕的目光打量我。后来聊着聊着，她突然问：“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女朋友?”我说：“是啊，还没有。”她说：“应该找一个了。”我说：“正在找。”她说：“最好不要在海里找，那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我说：“何以见得呢?”她说：“事情就这么简单。”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问了一遍。她说：“我们都有男朋友了。”她说的“我们”毫无疑问是指她和那个穿红色泳衣的姑娘。我尴尬地向她笑了笑。她也向我笑了笑。我觉得她的笑意里有一些讥讽的成分，我的眼睛顿时有了一种似乎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的反应。她看到了这一点，对我说：“我是善意的。”她告诉我她叫海兰，那个穿红色泳衣的姑娘叫陶红，医院的护士。默默游了一会儿，她问：“飞行员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我说：“飞行。”她又问：“飞行部队最多的话题是什么?”我说：“飞行。”她又问：“你们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什么?”我说：“还是飞行。”海兰终于爽朗地笑了，洁白的牙齿亮晶晶的，张开的嘴唇有说不尽的风韵。我暗暗叹道，多么好的姑娘，可惜我们没有缘分啊。“飞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是在天上飞来飞去吗?”海兰又问道。我说：“可以这么说吧，但飞来飞去的学问可多着哪。”于是我就飞行的四个阶段，飞行员应具备的多项素质，跟她谈了起来。暴风雨到来之前，我们离海滩已经很远了，因此岸边的嗽叭发布的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消息我们谁也没有听到。虽然我们都注意到了天上密布的乌云，但我们并没有料到暴风雨会来得这么快。暴风雨说到就到了，狂风卷起的浪头小山似的一个接一个涌起。海兰开始还能在波山浪谷间挥动胳膊游动，很快她就被大浪举起来，又被狠狠地抛下去，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我听到她的呼喊声里夹杂着极度恐惧的哭腔。我呼唤徐明，徐明也在呼唤我。浪头再次将海兰吞没后，我扎进水中抓住了她。当我一手将她紧紧搂在胸前，一手奋力击水向水面浮升的时候，突然，我感到自己的躯体里有一种离地升空的感觉。这之后，我听到自己的躯体里，不断轰鸣着飞机飞行的声音。一种多么奇异的感觉啊，强烈而又持久地推动着我，使我完成了一次在大风大浪大雨中的飞行，将我喜爱的姑娘抱上了海滩。我不知道徐明是否也产生过这种奇异的感觉，事后我也没问他。但我相信他的感觉肯定更为独特，因为几天后，他和那个他从大风大浪中救出的叫陶红的姑娘，到海滨大道上走了一遭后，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件事令我惊诧不已，我问他：“你小子到底使了什么手腕?”徐明神秘地笑了笑，说：“哪里使什么手腕。”“陶红不是有男朋友了吗?”“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我。”“这么快?”“快得就像一枚炮弹。”从徐明眼里飞出的光芒里，我看出他的整个感觉闪动着射出炮弹时的那种快感。疗养快要结束时，我又见到了海兰，她陪陶红来为我送行。团里特批了我几天假，让我去烟台看一看外公、外婆和小姨。海兰邀我到海滨大道上走走，这件事使我一时心血来潮地以为她也改变主意了，因为我知道陶红就是这么干的。我甚至还以为她根本就没有男朋友，先前她说自己有男朋友的话不过是一种试探罢了。可想而知，我激动得多么厉害。我随她上了海滨大道，海兰显得有些不安，一再说对不起。我又领会错了她的意思，一再说没什么。海风不断吹来，她的裙子不断在腰下翻舞，开始她还用手按一按，后来干脆就随它摆动去了。这个小小的变化又被我错误地看成了一种暗示。由于有了在海里把她抱在怀里拖上岸的经历，在她面前，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变大了，目光也很有些放肆。“你明天上午走?”她问。我说：“对。”“去烟台?”“对。”“然后从烟台直接回部队?”“是的。”“你要多注意安全。”“好的。”“常有摔飞机的事吗?”听老一点的飞行员说，姑娘一旦打算和你谈恋爱了，必然要问及这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说：“不常有。”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对我的这个回答不怎么满意，于是我进一步说道：“其实做什么都有可能出事的，你想想看，干电工的，如果不小心的话，那就有可能触电的；当矿工的，如果不小心的话，那就有可能被埋在井下；就是过马路，谁要不小心的话，说不定会被汽车撞着；但这样的事只要注意了，绝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飞行也是这样，所以我说不常有。”“飞机怎么会掉下来呢?”我想这可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这样吧，”我说，“咱们先不说飞机，先说说自行车吧。比方说你的自行车坏了，通常的做法是就近找人修理，如果一时找不到修车的，你可以推着它走，大不了扛着它走。自行车是不存在从天上掉下来的问题，因为它在地面上活动。可是飞机就不一样了，一旦出了故障，比方说发动机坏了，那它就失去了在空中飞行的动力，也就是说失去了摆脱地球一定引力的能量，天上是没有可以进行修理的地方的。如果飞行员无法排除这种故障，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的飞机就是一堆没有生命的铁疙瘩了。谁又能在空中扛着这堆铁疙瘩安全返回地面呢?这堆铁疙瘩也就只好顺着地球的引力从天上掉下来了。”海兰朝我会意地笑了笑，说：“精彩。”我又补充说：“不过，飞行员遇到这种情况，是可以跳伞的。”海兰突然转了话题：“我想今天晚上请你吃饭。”这令我惊喜异常，我想如果确定下来恋爱关系，我可以在青岛最好的饭店请她，干吗还要她来请我呢?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说：“还是我请你吧，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她一愣：“好好庆祝一下?庆祝什么?”我紧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此时在我眼里迅速放大了，仿佛天空一样辽远而深邃。我觉得这种时候，很像飞机即将超音，还处在突破音障前的最为宁静的瞬间里，我等待着突破时刻的到来，哪怕她的眼睛一个轻微的默许，我也会伴随心中一声咣——的突破音障的惊天动地的声响，向她飞过去，紧紧拥抱她。我相信我有这个胆量。海兰已经紧张得不行了，她打了个哆嗦，有点口吃地说：“我……想，好好谢谢你，没有……别的意思。”她看我还在盯着她，就把脸扭到一边去，说：“我和陶红的情况不一样，我不能像她那样，我……”我这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迷糊，又是多么的一厢情愿，刚才的整个思路就像进入了飞行错觉一样，把一切都搞反了。我愣了一会儿，苦笑了一下，说：“我懂了。谢谢你的好意，不麻烦了。”海兰还是执意要请吃饭，我推脱不掉只好同意了。当然，徐明和陶红也参加了。吃饭时陶红取笑我有点太飞行化了，但她向我保证为我找一个比她和海兰还好的姑娘。我感动得频频举杯致谢，到后来竟有了几分醉意，不断向陶红说就要海兰这样的好姑娘。我记得吃过饭分手时，还醉眼朦胧地望着海兰说：“你要是改变了主意，快些给我去信呀。”我听到的回答是他们三个人哈哈的笑声。烟台之行，使我放弃了让陶红为我找一个像海兰那样的好姑娘的打算。我的小姨给我介绍了一个，她同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田妹。田妹的家在乡下，她高中毕业后接父亲的班进了城里的邮电局。田妹整个人儿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充盈着芬芳的青春气息。虽然眉眼看上去没有海兰的俊俏，可身条儿却比海兰的还显得成熟一些，用我们老家的话说，有腰有腚的很匀溜。更重要的是，田妹水灵灵的眼里闪动的那种温柔妩媚的神韵，让我深深地迷恋上了，使我感觉到这样的姑娘才是我真正要找的。进入恋爱季节的男人真是夏季的天空，说变就变呀。我告诉田妹：“我这里没问题。”田妹告诉我：“我这里也没问题。”我说：“飞行有时会出事故。”她说：“听小姨说过，我不怕。”事情就这么简单，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爱了。我真有点超音速飞行带来的那种感觉，仿佛把一切音障都突破了，在无垠的空间里向前快速飞奔，整个身体融化在里面了。这样说，给人的感觉，好像我和她发生了那种事似的，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我和她最亲近的举动，不过是我牵着她的手在海边上散了一晚上的步而已。我很想吻她，可她身上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我完全稳住了，使我不敢越雷池半步。一回到部队，我就期盼着结婚的日子了。这自然符合母亲的意愿，她的儿子有了一个好姑娘，他已到了结婚的年龄，该结婚了。继父万承学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这事可不能怎么想就怎么做，她还得过*审这一关呢，这一关过不去，想也是白想。”他这人就是这么讨厌，好事也弄得你心里不痛快。他也不想想，我那精明聪慧的小姨难道不考虑这些吗?她早已将田妹的祖宗八代，而不是三代，都考查过了。我说：“没问题。”万承学说：“万一有问题呢?”“没有万一。”“就是没有万一，也得等你们飞完战斗科目，参加战斗值班之后才能谈结婚的事。”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参加战斗值班不仅是一种资格的象征，还是一个飞行员飞行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可这和结婚不结婚又有什么联系呢?难道飞行员一结了婚，就飞不了战斗科目了吗?不少人告诉我，这是万承学制定的土*策，似乎这样才显示出他是最革命的，其实左得很。于是我用挑剔的口吻说：“当年你可是什么提纲也没飞，不也结婚了吗?”他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本来是可以讲一讲道理的，可他就是不讲，总摆出一副很霸道的样子。我真想借这个机会跟他拍桌子砸板凳大吵一场，好好煞煞他的威风。母亲看到我拉出干仗的架势，就给万承学丢了个眼色，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身板挺得笔直，而是一瘸一拐地走了。母亲对我说：“我不想看到你们爷俩吵架。”我说：“没有谁会喜欢他。”母亲说：“他对什么事都过于严了些。”我说：“何止是严了些。”过去我几乎没有向母亲诉说过他的种种令人不喜欢的行为。这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对母亲讲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一是他去警卫连蹲点，不少战士向他反映伙食不好。他吃了几顿后，说：“我看你们的伙食还不错嘛，比战争年代强多了，那时候我们连咸菜都吃不上。”结果他离开警卫连后，很多战士都说，我们可不希望他再来了，他要再来，我们就得真的吃咸菜了。二是师机关的一个参谋加夜班睡得晚了些，早上没出操。出操时*务科长整好队伍向他报告，应到多少名，实到多少名，缺席多少名。万承学听了，对*务科长说：“今天的科目是，把那位缺席的人叫来出操。”*务科长便向队伍下达了这个口令，然后跑步到几百米外的宿舍去叫人。那位参谋来到操场后，万承学什么也没问，就让人家立正站着，劈头盖脸地训了起来，训了整整一个早操的时间。他训人时腰板挺得笔直。如此的威严状并没有叫人感到多么威严，反倒让人觉得有几分滑稽的样子。训到最后，他问被训的参谋：“明白了吗?”参谋终于有说话的机会了，他眨巴了几下眼睛，回答说：“可我昨晚加班超过十二点了呀，是可以不出操的呀，这可是参谋长你规定的呀?”万承学一听，两眼凶凶地盯着他。大伙都为那小子担心，这样公开顶撞过去可没见过，参谋长能受得了吗?大伙望着参谋长青一块紫一块的脸，都觉得那小子要倒大霉了。万承学盯了那参谋好一会儿，转脸向*务科长问：“他说的是吗?”*务科长啪的一个立正说：“是。”万承学的右腿这时打了一个弯，身子晃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那就收操吧。”这件事很快在全师成了一件笑谈，都说参谋长的威风叫一个参谋给煞掉了。三是有几个老乡赶着毛驴车到宿舍区卖瓜，让他碰上了，他问其中一个年长的老汉：“谁让你们进来的?”老汉说：“是参谋长让进来的。”他说：“我并没有让你们进来。”老汉说：“我说的是参谋长，不是你。”他一听火了，说：“我就是参谋长。”老汉嘿嘿笑了，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参谋长不是你这个样子，比你年轻多了，腿也不打弯。”按理说，老汉的话说到这个分上，他就该动脑子想一想了，到底是哪一个参谋长。要知道，对营区进行管理的是场站参谋长。他不去动这个脑子，叫来几个警卫把老乡、毛驴和满车的西瓜都给扣住了。要不是场站参谋长闻讯赶来，向他说明让老乡进宿舍区卖瓜是为了照顾来队探亲的家属买瓜方便而临时采取的措施，同时向他保证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发生，很快将在营区边上建立一个瓜果市场等等，不知要闹出什么样的笑话来。当然还可以列举出一些。参谋长要管很多事，管好管差都会给部队留下印象。在我的印象里，万承学在处理一些事上，常常与大家想的不一样，不知这是他有意显示自己的高明，与众不同，还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总之，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母亲听后，却对我说：“孩子，要学会宽容。”我说：“妈，要学会宽容的应该是他。”母亲说：“他是参谋长，宁可紧不可松啊。”我不想和母亲就这些问题讨论下去，我说：“妈，你可以放心，结婚的事，我肯定会放在参加战斗值班以后，一年，两年，我都可以等的。”母亲抚摸了一下我的头，笑了，说：“你们之间存在着代沟。”“代沟”这个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值班，是在听到“代沟”这个词的一年后，我记得是八月初的头一个星期二。机场战斗值班室坐落在离起飞线不远的地方，平时值班飞行员就穿着飞行服呆在这里待命，一旦听到“一等”的警铃，便快步如飞地从这里跑向起飞线，然后登上值班的飞机开车起飞。那天早上我走进值班室时，特别留意了一下挂在墙壁上的警铃，我真想头回值班就能体验到它那急促而尖利的铃声在我身上引发的感觉，我想那定是过去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天师指挥所的值班首长是万承学。上午八点多钟，他打电话检查了我。他问：“你知道今天有什么敌情吗?”我说：“我已经接到通报，在距我部正西方向一千公里的高空，有一个侦察气球由西向东飘来，目前兄弟部队已起飞飞机进行截击。”他又问：“气球到我们这儿还有多少时间?”我心算了一下，现在气球所在的高空的风速是每小时二百公里，预计到达顶空的时间约需五个小时。但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说：“根据歼-6飞机的作战半径，再有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升空拦截了。”他愣了一下，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两个小时?歼-6的作战半径有那么大?”我说：“别忘了，我们一旦起飞，将是边拦截边向机场飞的情景，这自然省掉了很多返航所需的时间。”“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现在气球所在的高度，正是歼-6飞机的极限高度，你不可能带着副油箱去冲击这个高度。”他的意思很明白，如若起飞拦截气球的话，飞机将不带副油箱。过去我们一直是这么干的，因此每架次的空中截击时间都很短，结果一架接一架起飞，看上去整个机场和整个天空都有飞机飞来飞去，一片全力以赴的景象。我认为，完全可以带副油箱飞出去，在冲击极限高度之前再投掉它，这样就有了充足的拦截地段，也可以给飞行员创造出更多的截击机会。这样做，使参谋长担心的是，副油箱掉下来会不会砸到地面的建筑物，会不会砸着人?我告诉他，那一带地面上除了沙漠还是沙漠。他说：“沙漠上有时是有人的，你不是看到过驼队吗?”我说：“当然，投副油箱之前，我会注意观察地面的情况。”他说：“你飞得那么高，能看到地面上什么情况呢?”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到时候我按照命令飞就是了。”他又问：“天气怎么样?”这本来是该问气象员的。我说：“好得很，万里无云。”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飞机进入螺旋怎么办?于是我将如何改出螺旋的步骤和办法说了一遍。我的回答，令在场的我的长机，矮矮胖胖的杨副团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可是万承学并不满意，他说：“看来你准备得并不充分，你说是不是?”我有些奇怪了，想问问他不充分在哪里，是我不充分，还是你有意找茬?可是话到嘴边我又觉得这样说未免太没劲了，于是就把没有说出的话咽了回去，然后屏住气愣了好大一会儿，我想用一种故意的沉默回敬他，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在听吗?”他问。“对，我在听。”我说。“好吧，抓紧时间进行补充准备吧。”放下电话，我看了一眼手表，又看了看墙上的警铃，对杨副团长说：“瞧吧，今天他值班，这个警铃肯定会响的。”杨副团长神秘兮兮地笑笑说：“若是这样，你就可以领教一下继父大人的指挥水平了。”我说：“是啊，过去我可一直没有领教过。”杨副团长说：“总的说来，还不错。”我知道，对万承学的指挥水平，飞行员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一种意见就是杨副团长所说的：总的说来还不错；另一种意见则是：严格说起来不怎么样。说还不错的人认为，万在组织指挥上是严谨的，给人滴水不漏的感觉。持这种观点的人，总会历数近两年中举行的几次大型实兵演习加以说明。我听到过这样的话：“参谋长一上了桌子(指挥桌)，我们师升空的飞机都在预案规定的拦截点上拦上了‘敌’机。虽然没有像兄弟部队那样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百分之百完成了任务。如果打起仗来，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说不怎么样的人则认为，万在指挥上存在着死角。主要表现在处置一些空中特殊情况时不能马上给予飞行员正确的指示，如一次空中错觉，如一次右发动机停车，他总是问来问去，就是拿不出处置的意见，最后都被塔台指挥员接过去果断处理了。有人说，当年他飞行时，就存在落地的死角，不然他的腿就不会摔坏了。在这里，很有必要重提那次事故：当年他驾驶的飞机是“后三点”着陆的杜-2型强击轰炸机，样子有点像双翼的安-2(运-5)型飞机，落地时地面风速大了些。在落地上一直存在着死角的万承学，当时非常担心风速大会使飞机飘得厉害，飘出跑道那可就糟了。于是该带杆的时候，他没有带，而是压了杆。但在该稳杆的时候，他却又带了杆。这样一来，老杜-2着陆时就成了一只失控的跳蚤，在跑道上不停地蹦来蹦去。塔台指挥员的嗓子都喊哑了，有人说听那动静像要伸出手来抓住飞机似的。尽管这样，飞机还是没能安全着陆。直到两个前起落架完全摔断了，整架飞机才劈里啪啦地趴在了跑道上。在这次事故中，万承学的右小腿因受到剧烈的冲撞挤压而变成了一堆肉浆。从这个事故中不难看出，万承学处置特殊情况的能力是很低的。虽然停飞后他对各种飞机的操纵和飞行不断地进行学习，但依然没有清除他在飞行上的死角，一旦反映到指挥上，那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怎么样。我很想领教一下万承学的指挥，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和长机做了协同，又熟悉了打高空气球的一整套方法，我不时看看表，很希望警铃早些响起来。可是它一直没有响。三个小时后，当气球完全进入我部拦截空域时，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被兄弟部队击落的，也不是被我们击落的，因为我们的值班飞机一直没有起飞。在太阳沉下地平线之后，昼间值班收场的时候，值班参谋才告诉我们，这是参谋长制造的一次假情况。不管怎么说，第一次值班，我还是体会到了与平时训练飞行不一样的滋味，全身似乎奔涌着一股箭在弦上，时刻准备射出去的劲头。因此还可以说，多少还应该感谢那个我不喜欢的人，是他让我品尝到了这种滋味，否则那种平淡无奇的待命叫人多难受啊。轮到我第二次值班时，又是万承学担任师指挥所的指挥员。这一段时间，师长和两位副师长分别下到三个飞行团抓安全，因此师指挥所值班首长的位置几乎让不能飞行的参谋长一人包了下来。万承学没有打电话检查我，也没有检查我的长机和另外一个双机：团赵副参谋长和徐明。但我能感觉到，这一天不会在难熬的待命中沉闷地过去，因为早上接班不久，我们就接到了通报，又有一个侦察气球进入了*，高度在歼-6飞机的极限米至米之间；预计到达我们拦截区域时，距日落还有50分钟。这就告诉了我们，根据歼-6飞机的作战半径，带副油箱起飞的话，我们可以在气球距我们机场至公里的航段上进行截击。此后进入了夜间，靠目视截击气球的飞机在夜间便没有办法对付它了，哪怕它飞到了我们的顶空，我们也只好让雷达干瞪着眼看它大摇大摆地飘走。我们四位值班的飞行员都相信，如果气球沿途没被击落的话，我们肯定会抓住这50分钟的。由于最近不断有高空侦察气球入侵，虽然指挥所组织过多次值班飞机起飞截击，但由于气球的高度大多超过飞机的极限高度，而没有打掉。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谁值班都想打下一个来，好好振奋一下全师的士气。我们不断接到通报，气球没有被打掉。每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心里总会有一种电流通过般的兴奋，好像我在专门等候着它，又好像我能把它打掉似的。距日落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戴好了头盔。我想，如果万承学接受了我的建议，带副油箱起飞去争取截击时间的话，现在差不多该进入“一等”了。我望着墙上的警铃，心里说，伙计，该响了。果然，它就响了起来。接着我听到站在身边的值班参谋扯着嗓子喊道：“‘一等’啦，‘一等’啦!”我抓起飞行图囊快步如飞地向起飞线跑去。我边跑边注意到，起飞线上四架值班飞机翼下的副油箱都没有卸掉，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令我吃惊的是，矮矮胖胖的杨副团长是最后一个从值班室里跑出来的，竟然比我们跑得快，那样子仿佛一枚出膛后加速的炮弹，一下子冲在了前头，第一个登上了飞机。我爬进座舱，拉上座舱盖，向地勤人员挥了挥手。这时我听到耳机里传来塔台指挥员的口令：“，，开车。”是杨副团长的飞行代号，是我的飞行代号。从塔台指挥员的口令里，我判断出，先起飞一个双机。绿色信号弹从塔台边升起来了。两架点火的飞机喷出了轰隆隆的火舌，水泥道面后部的沙地立刻卷起两道沙尘滚滚的*龙，这副壮观的景象，望一眼，真叫人壮怀激烈哪。开车后，我跟随长机紧急从起飞线滑出，迅速拐进跑道，在塔台前的T字布旁刹车停住。塔台指挥员说：“检查仪表。”长机回答：“明白。一切正常。”“起飞吧。”“明白!”我们同时加大油门，又同时松开了刹车把手，憋足了劲的两架飞机一前一后呼啸着在跑道上快速向前飞奔，很快便离陆升空了。飞过导航台，师指挥所接替了指挥，领航参谋向我们下达了航向、速度和高度的口令。这之后，无线电差不多“静默”了。指挥员万承学没有像往常那样拿起话筒问问航线上的天气，因为天气明摆着好得不能再好了，一丝云彩也没有。我跟随长机爬上万米高空，极目远望，巴丹吉林沙漠在蓝得令人心颤的天空下，犹如金色的海洋翻滚着无尽的波浪。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奔走在沙海深处的驼队以及地面上的房屋和帐篷，也可以看到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我知道翻过祁连山就进入了青藏高原，再往南，就到了唐古拉山了。那是我*牵梦绕的地方，我一直认为父亲的*灵还在那儿漂游。现在我向正西飞，只能朝南面望望而已，但我还能做的是，在心里对父亲说几句话。我说，爹，我很想你。我又说，爹，你看到了吗，我在飞哪。我甚至相信父亲会听到我的声音。我们在海拔米的高度向西平飞了近公里时，指挥员万承学打破了“静默”，他问：“，副油箱的油量用完了没有?”杨副团长回答：“还没有。”“还剩多少?”“还可以飞三分钟。”万承学愣了一下，说：“我看你们可以投掉副油箱进行爬高了，投之前你们一定要好好观察地面的情况，一定要避开建筑物和人。”杨副团长说：“在我们前后左右，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没有任何建筑物和人。”万承学说：“好吧，你们投吧。”那声音里带着十分不情愿的语气。两架飞机投下的四只副油箱很快落在了尾后，我扭头望了一会儿，只见它们轻飘飘地向前滑翔，就像四只银色的小飞艇那样朝沙海中飘去。指挥所领航参谋令我和长机拉开间隔，冲击高度。他说：“现在气球海拔高度是米，它就在你们正前方，距离还有公里。”我和长机爬升到海拔高度米时，长机距气球还有60公里。他必须在这段距离上通过两次先俯冲再拉起高度的跃升，达到比歼-6极限高度还要高出米的米，然后发现气球，并立即投入攻击。领航参谋不停地通报着气球的距离，这期间万承学一句话也没说，只有长机和领航参谋在通话。到这时我发现人们所说的万承学的严谨，实际上就是少说话，让该说话的人去说，比起那种喜欢在引导人员作具体指挥时插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的指挥员来显得聪明多了。当然，这样做，还可以避免由于自己反应迟钝或者判断错误而引起的整个指挥上的混乱。但这并不说明他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员，只能说他是一个善于发挥具体指挥人员作用的指挥员。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就是很不错的了。这种“无为而治”的风范和他在地面管理上的那种“有为而治”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怪不得有人说，参谋长最适合的地方是指挥所而不是操场。杨副团长两次跃升完成后，不仅高度冲出极限达到了米，而且他还发现了气球，果真就在正前方。由于侧逆光的作用，气球的轮廓，尤其它下面携带的侦察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反倒比顺光时看得更清晰，整体上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幽灵拎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小匣子。杨副团长果断地开了炮，但没有击中。他冲过去后，我接着进入。两次跃升我没有爬到米，想做第三次，已经来不及了。我也看到了气球，它在我前上方，高度差起码有米，我只好从它下面冲了过去。杨副团长转过弯来再次进入时，由于在极限高度上平飞的时间很有限，他的高度已掉了不少，因此还要再通过跃升达到与目标同等的高度。这一次他没有达到。又轮到我了。这时，我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我看到你了。”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好像贴在我耳边说的，我的心怦然一颤，是爹的声音。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和爹一起捉迷藏时，爹发现了我，说，“我看到你了”——一模一样。我听到爹又说了一声：“我看到你了。”爹的那张始终带着笑容的脸在我眼前浮现出来，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用手擦了擦眼睛，开始进入。最后的跃升使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变得很轻了，四肢似乎散了架那样轻飘飘的，右手连拉杆的气力都没有了。我知道，我把飞机跃升到了一个我从未达到的高度。我看了一下高度表，米，已经超出了极限米。这让我非常担心飞机突然失速或解体。改平后，我稳了一下杆，飞机的反应稍有些迟钝，但给我的感觉是没有问题的。就在这时，我根据领航参谋的通报，看到了气球，在前下方，高度差约有米。一阵惊喜掠过我的全身，我终于抓住了机会，只要稍稍一推机头，就把它套进光环里了，然后开火，这时的飞机带着点俯冲角，是不会失速进入螺旋的。我一边报告一边把气球套进光环，直到它在光环里完全胀满了，我才开了炮。近得不能再近的气球就像一个有着一圈红晕的大水泡，在机头前一闪，爆炸了。“打中了，我把它打中了!”我大声叫起来。“打掉了吗?”万承学有点不相信地问。我看到爆炸了的气球朝地面坠去，它底部的小匣子在空中划出一条闪闪发光的弧线。“真是打掉了。”我一边回答，一边急速下降高度，朝气球追去。我的本意是想让雷达根据我的位置来确定气球降落的位置，以便地面部队前来寻找。也许打中了气球，过于兴奋的缘故，我突然产生了要考一考万承学的念头，于是我一边急盘旋下降，一边向指挥员报告：“我进入螺旋了。”可是，没等万承学做出反应，仍在高空的杨副团长抢先向我下达了改出螺旋的一整套口令。我只好回答了一连串的“明白”。过了一会儿，万承学问：“改出来了吗?”我说：“改出来了。”他又问：“现在高度是多少?”我说：“米。”我又补充道：“我看到气球降落了，就在我正下方。”万承学非常干脆地说：“好的。你们可以返航了。”我和杨副团长回到机场上空时，太阳已经沉下西边的地平线了，跑道灯亮了起来。虽然我还没有进行过夜航训练，但由于有杨副团长在空中给我领路，有塔台指挥员像哄孩子似的给我引导，我安全落地了。这期间，师指挥员同样显示了他的严谨和聪明，让该说话的人去说，一句话也没有插。我走下飞机，没想到第一个看到的是万承学，他跑到机场来了。我望着他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说句老实话，我从来没叫过他爸或者爹。我张了张嘴，结果什么也没有叫出来。他分明看到了我这个含混的表示，异常激动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朝旁边的人笑呵呵地说：“好啊，打得好啊。”我看到在场的每个人都跟着笑了起来，笑容和闪亮的夜航灯一样灿烂。在当晚的庆功酒会上，万承学一改往日严肃的样子，谈笑风生地与每一位飞行员碰杯，他喝了不少茅台酒。那时的茅台酒八块钱一瓶，而且全是真货，空勤灶每到大的节日和庆功的时候都要喝一些的。师参谋长由于喝了许多茅台酒，本来就红的脸膛愈发红得厉害了。他走到我面前，眯着一双笑眼说：“小林，你今天可以多喝两杯。”我郑重地点了一下头，说：“我已经多喝了两杯了。”其实我也不知道，除去多喝的两杯，我应该喝的基数是多少。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你骗谁呀，你的脸还没红呢。”我不经意地说：“我从小喝酒脸就不红。”他尴尬地啊啊了几声，突然板起面孔说：“我看你得好好准备一下，这次打气球，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到时好好讲给我们听啊。”我想告诉他，是爹帮助了我。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弄不好大伙还认为我这个人有些神经兮兮的。可我确实得到了爹的帮助，在那关键的一瞬，我能感到自己的血管里奔腾着爹的血液，我的生命在那一刻，激情达到了顶峰。我说：“好吧。”毫无疑问，打掉敌人高空侦察气球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师的士气。我这个刚参加战斗值班不久的新飞行员，有了这样的功劳，自然被大家刮目相看。好事也接连不断地降临到我头上，先是被记了三等功，不久又被破格地提升为副大队长。用徐明的话说，我是走了气球的运了。又过了一年，我结婚了。徐明也结婚了。我们两对新人的婚礼同在八一建*节那天举行，全团的飞行员和机关干部都应邀参加了。母亲没有参加我们的婚礼，当然万承学也没有参加，是我不让他们参加的，我的理由很简单，过去该团飞行员在部队举行的婚礼中，没有家长参加的先例，因此，参谋长也不能特殊。而根本的原因是，我怕万承学在场大家就拘谨起来了，该热闹的时候不热闹，那心情该有多么糟糕啊。婚礼开始不久，大伙儿便吵着让我们介绍一下恋爱的经过。当徐明谈到那段英雄救美人的经历时，整个空勤俱乐部里就像炸了窝一样，响起了一片大呼小叫的嗷嗷声，还夹杂着多年没听到的口哨。这时我拿眼睛瞅了瞅田妹，她朝我撇了撇嘴。我发现她撇嘴的样子，有一种勾*摄魄的魔力，弄得我心里痒痒得厉害。我感到她再也无法用她身上的那种无形的力量稳住我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突然抱住她吻了起来。她只轻轻叫了一声，一点不好意思的挣脱也没有。整个俱乐部里的喧闹声顿时戛然而止，我能感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们。这样的情景，过去在我们团的任何一次婚礼上都没有出现过，大伙儿完全被镇住了。我吻了她足有半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感觉在湿润的双唇间漫游，浑身的血液沸沸扬扬的。半分钟后，当我再度听到嗷嗷声响起时，我又瞅了田妹一眼，她的脸蛋儿红透了，眼珠子也没地方搁了，一只手不住地抿着额前的头发，她的额头上溢出了大颗的汗珠。我觉得我和她之间的那层音障差不多打破了。婚礼结束后，我们回到新房里。母亲原想将家里的一间房子收拾得漂漂亮亮，做我们的新房，但我不想在家里住，于是就在临时来队家属楼最高的四层要了一个小套。徐明和陶红住在对面。母亲已在这里为两对新人备下了喜庆的酒席。母亲就是母亲，酒席一开始，她就举起酒杯说：“我希望两位新娘早一点做母亲。”我发现陶红偷偷瞅了徐明一眼，田妹偷偷瞅了我一眼，然后两位新娘相视一笑，又一块举起杯来，与母亲碰杯，整个过程充满了女人特有的会意和温馨，真让我感动。我的感动很快就深化了。当喜庆的家宴结束不久，我和田妹之间的那层音障完全突破后，我真的听到自己心中划过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声，我觉得自己突然飞进了一片柔情似水的天空，像一个潜水者分开了一片又一片温暖的波涛，我感到周围有什么在灿烂地开放。而我的心则仿佛从高空向下飞快地俯冲，然后又向上急剧地跃升，然后又俯冲又跃升，直到后来飞升到一种极致，开始融化。这时我觉得整个天空飞了起来。这种情境，看来用感动，用妙不可言，都是无法形容的。早上醒来，田妹说：“我真的要做母亲了吗?”“当然是真的。”“听说酒后怀上的孩子傻乎乎的。”“是吗?”“是。”“从今天起，我一滴酒也不喝了。”“要是已经怀上了呢?”“这么巧?”“这种事就这么巧。”说完，她笑了。尽管我不知道她笑什么，还是跟着笑了。她笑了一阵，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在这幢宿舍楼的后面，是一道围墙，围墙外面便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和沙漠了，一条从祁连山流下来的黑河就在这片大漠上流淌。这一年的夏季正是河水最充足的时节，一百多米宽的河床涨满了那些雪山融化下来的雪水，那可是世间最纯净的水啊，不动声色地流着，滋润着两岸数百里的田园和人家。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涌进了窗户。田妹的背影看上去就像起伏的沙线那样优美，细溜溜的腰下隆起的臀部犹如最圆满的沙丘，沉甸甸的，在满屋晨光的辉映下，闪着金子般的光泽。我问她：“你笑什么?”她说：“结婚就是生孩子吗?”我想应该包括生孩子，但我没有这么说。我说：“你说呢?”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又说：“女人就是生孩子的吗?”我又沉不住气了，说：“总不会叫男人生孩子吧。”她又笑了，笑声听起来能从窗户那儿传出去很远。我问：“你都看到了什么?”她说：“沙漠，大河，还有村庄。”我又问：“还看到了什么?”她说：“红柳树，沙枣树。”我知道沙枣树丛离营区最近，于是我说：“你看到没有，沙枣树丛里有人，在望着你。”她吓了一跳，急忙离开窗户，抓起衣服穿上了。现在该轮到我笑了，我笑得哈哈的。笑过之后，我说：“我知道刚才你笑什么了。”她脸上还停留着因为被捉弄而产生的尴尬神情，她问：“你说我笑什么?”我说：“我不告诉你。”她说：“你不会知道的，我已经服了药，不打算今年怀孩子了。我笑你和妈总想让我马上怀孩子。”温柔妩媚的田妹，这一刻，让我看到了她不为我知的另一面，使我深深吃了一惊。我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打量了她许久。她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又回到窗前向外望了，只是身体穿上了裙子，比先前多了些神秘的风采。我心里突然叫了一声：这个妮子呀!这之后，我用平静的并有些讨好的口气说：“这事你说了算，晚一年就晚一年吧，我不会告诉咱妈的。”她又笑了，笑得让我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一天晚上，团里组织临时来队的家属去机场看夜航，我和徐明也去了。诗人们把夜航的机场比做彩色的灯河，把起降的飞机比做彩色的星星，我看这是很美妙也很恰当的。对于大西北的夜空，我不知道诗人们是如何描述的。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还真没有像这个晚上这样，靠在沙丘上认真地注视过头顶的夜空呢。我发现它很低，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摸着。我对身边的田妹说：“有个星星碰到我的鼻子了。”田妹摸了摸我的额头，说：“不发烧呀。”我说：“哪里会发什么烧呀。”隔着徐明的陶红笑了，说：“舒林，我看你该好好睡一觉了。”我说：“是呀，往这沙堆上一躺，真想睡一觉呢。”徐明说：“这些天你可够疲劳的，那就睡吧。”其实徐明比我还疲劳，我不想和他逗嘴，于是不假思索地说：“走的时候，别忘了叫我。”我这句蠢话引得陶红格格地疯笑起来。田妹伸手在我身上狠狠掐了一把。我忍不住哎哟叫了一声。田妹也笑了，她和陶红的笑声就像风铃在天幕下摇荡。我心里美滋滋的，不多一会儿，就闭上眼睛睡着了。飞行员就有这个本事，不管起飞、降落的飞机发出的噪声多么大，只要想打个瞌睡，一合上眼皮就能进入梦乡。我真的梦见一颗星星碰着了我的鼻子，接着就从天幕上滑落下来了，在我身边一点点变大，到后来竟变成了一匹又亮又光滑的飞马，驮着我飞了起来。我感到风在耳边呼呼作响，夜色和星光扑面而来，好像穿过我的身体疾驰而去。我向飞马问道：“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飞马咴咴叫了两声，一拢双翼向下俯冲了。最后降落在一片寂静的草原上，四周的雪山在星空下闪着白玉般的光芒。这时，飞马不见了。我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朝我走来，走到眼前，我发现是父亲。父亲还是那样年轻，目光还是那样和蔼，他望着我说：“小林，你长大了。”我的鼻子一酸，眼睛变得模糊了。我说：“爹，我很想你。”父亲说：“我也很想你。你妈她好吗?”我点了点头，说：“我妈她改嫁了。”父亲也点了点头，说：“她嫁给了老万。”我说：“我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我妈的眼光出了问题了。”父亲笑了，说：“老万可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二十岁就在胶东支队当上了营长，还有马夫呢。他打起仗来可是一员虎将，威风极了。”“他的腿瘸了，装了假肢，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我还想说，现在可是一点威风也没有了，倒是剩下了一些坏脾气，经常拿到操场上镇唬人。但我觉得不妥，似乎也有些欠公道，便没有说。父亲说：“只可惜他的落地没有解决好。如果他不飞行的话，在陆*现在能干上*长了。”“你喜欢他吗?”“可以说很喜欢，我们是好朋友。”“可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父亲说：“我进藏执行任务前，曾给他说过，要是回不去了，就托他照顾你们娘儿俩。”“那时他刚离了婚，是吧?”“不离婚，就不可以托付了吗?”“那是另外一回事。”父亲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孩子，你现在已经飞得很高了，你已经看到了，天空有多大呀，包容的东西多么多呀。你的心里有了这样的天空，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父亲敞开了衣服，“孩子，你看，爹这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天空?”那是父亲的胸怀，天空一样的胸怀。我扑上去紧紧拥抱着。感到一双温暖的大手抚摸着我的脑袋，很快就偎在那里睡着了。我看见自己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被田妹晃醒时，我看到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夜航结束了。回到宿舍，我对田妹说：“我梦见我爹了。”田妹说：“我发现你今天挺神道的。”“我真的梦见我爹了。”“你有几年没回老家了?”我屈指算了算，说：“有六年了吧。”田妹说：“你下次休假，先回趟老家，给爹的坟上烧刀纸吧。”这一点我想到了。我还想到了另一点，一旦有了机会，去父亲遇难的地方看一看。这个想法我没有告诉田妹，生怕吓着了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生命中的许多奥秘，往往就隐藏在冥冥臆想之中。我的这个念头，没想到一个月后就实现了。我们赶上了去日喀则轮训，任务来得很突然，用师参谋长的话说，“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带队的首长是我先前的长机杨焕成，他已从副团长升为团长了。过去我和他的关系就很好，这一次外出轮训，我更黏乎他了，经常向他递支烟，还摸出打火机来给点着。徐明说我巴结团长未免过分了些，让人看上去不舒服。我说：“你小子，知道啥呀?”徐明哼了一声，说：“狗屁。”“啥呀?”“马屁。”这次进藏轮训，徐明成了我的僚机。在雪域高原上空飞行，一切都是陌生的，长僚机的密切协作显得尤为重要。看来我不向徐明坦白自己的心思，他那个*精的脑袋瓜里一定会认为我在为自己的升迁积极拍马屁呢。这种事弄得他心里不舒服，我这个当长机的就显得很尴尬。我不得不向他交了个实底。徐明说：“是这么回事呀。我说你不是那种人，看你做的那种巴结样，也着实笨了些。”我说：“杨团长这人好对付，再过去参谋们那一关，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徐明说：“这事我去找参谋们说。”“你怎么说?”“当然不能说，你要去雾云滩看看父亲遇难的地方了。”“也许这样说了，更好办。”“不，这事一捅开，传到团长的耳朵里，你就前功尽弃了，别看他表面上爽爽快快的，可心里的转轴子特别大。刚当了团长，小心得很呢。”我采纳了徐明的意见，就当没有这回事，一切按正常的程序走。进入航线飞行时，我做了几条航线让徐明交给领航参谋和训练参谋们选，每条航线都是按照要求做的三条边，但不管向东向西还是向北飞，雾云滩不是第一个转弯点，就是第二个。参谋们在地图上量来画去，又反复核算了油量，选择了其中的一条。杨团长没发现什么，大笔一挥签了字。报上去后，航行调度部门很快就批了下来。但这并没有使我多么激动，心情反倒变得异常平静了，平静中透着十分的庄严。真到了飞这条航线时，整个身心又有了一种朝圣的感觉。是的，我是去朝拜一片思念已久的圣地。那天上午，飞机到达雾云滩上空时，昔日弥漫在这里的层层叠叠的云雾不见了，巍峨壮丽的雪山间袒露的草原，在阳光下汹涌着涂了油墨一般的绿色，仿佛是一条波澜壮阔的绿河。这儿还真有一条河流，贴着南面的雪山向东流去，倒映着雪山的光辉就像流动的水银一样。河的北岸散落着许多牧民的毡房，从空中看，宛若一株株白色的蘑菇。按照事先的协同，到达雾云滩后，徐明在万米高空使用经济速度进行盘旋，我则下降高度飞入峡谷的低空。即便是低空，海拔高度也有五千多米。揭去神秘面纱的雾云滩实际上是很大的，可以说是一片曲折的不见头尾的绿色的走廊。我发现，对于神鹰似的飞机的到来，那些云絮般游动的羊群和牛群，都跑到了河岸上，向空中仰视着；那些骑在马上的牧民几乎全部勒住了马，脱帽向空中致意。我想告诉他们，我是来朝圣的。可这无法做到，我只好不停地晃动机翼，向他们还礼。根据资料的记载和对地图的研究，我没有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当年父亲遇难的地方，在一片山洼地带的北面，那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它好像知道我要来似的，在很远的地方，刀削的碑面就朝我不断折射着太阳的光芒。“爹，我来看你了。”“叔叔们，我来看你们了。”我在心中不停地默念着。我感到此时的飞机充满了灵性，带着我飞到低得不能再低的高度，让我围着雄伟的碑身盘旋了三圈。我不知道在这象征朝拜的飞行里，自己心中都默念了些什么。来前的种种想法，在这段时间里也都悄然隐退了。但我能感到，一种像火一样燃烧的诗情，进入了我的身心，发出低徊的却是辉煌的歌唱。返回的日喀则机场，我将这一切告诉了徐明。徐明的眼睛潮湿了。他说：“这就是飞行啊。”轮训结束后，离春节已经不远了，团里安排我和徐明回山东休探亲假。因为到了四月，我们将去汉中飞复杂气象，之后便进入夜航了。全年的飞行计划已排得满满的。遵夫人之命，我回了趟老家，一路同行的徐明也跟着中途下了车，他非要去看望一下我的爷爷。由于奶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又由于我父亲十五六岁就离开了家，一个人在运河和南四湖跑来跑去的爷爷，虽然身边没人照顾，倒也活得自由自在。到了晚年，有我母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吃的和穿的比一般乡下老人好得多，看起来一点也不老，皮肤黑里透红，两眼炯炯有神，走起路来身板依然像四棱碑那样硬朗。我给爷爷带来了几瓶茅台酒。爷爷打开一瓶闻了闻，说：“没有咱这里的白干冲。”我说：“后劲大着呢。”爷爷问徐明：“你小子能喝多少?”徐明说：“二两没问题。”爷爷哈哈笑了，说：“二两算啥呀，当飞行员的不喝上一斤二斤的，咋能把飞机开上天?”徐明捂着肚子笑着说：“老爷子可真逗。”快乐的爷爷做了几个地道的老家菜，又烧了一个老鳖汤，招待我和徐明。爷爷对我说：“多喝点酒，再去给你爹上坟吧，省得他太亲你了。”在我们老家，人们认为多年不回家的孩子给故去的老人上坟，会惊动安息的亡灵，从墓中跑出来亲近自己的孩子，结果往往使其大病一场。如果多喝点酒，或者上坟时抽支烟，就可以改变身上的气味，不惊动安息的亡灵了。我把去雾云滩的事告诉爷爷后，他许久没说话。我看得出，他眼里有泪光悄悄地闪动。爷爷多喝了几杯，我去上坟时，他歪在椅子上呼呼地打起鼾来。父亲的坟头上还残留着不久前落的第一场冬雪，上面的蒿草已经完全发白了，周围落光了叶子的柳枝在寒风中瑟瑟摆动，只有我当兵那年栽下的一棵柏树还泛着翠绿。我一边烧纸一边在心里对父亲说：“爹，我妈让我告诉你，她会来看你的，她要你在那边照料好自己……”母亲嘱咐的话说出来让我感到异常悲伤，说着，我就哭了。爷爷一再叮嘱我不要哭，因为哭声也会惊动亡者的*灵。但我还是禁不住哭了。徐明在我父亲的碑前鞠了三个躬，拉起我走了。我一步三回头地走到运河边上，那时运河的水还是清澈见底的，我捧起冰凉的河水洗了洗脸，又喝了几口。据母亲说，她和我父亲就是在这运河边上认识的。那时解放滕县的战役已经打了两天了，当了连长的父亲带着队伍在运河东岸阻击从徐州北上增援的敌*，那天打退敌*的最后一次攻击后，哨兵说敌*退回到徐州去了，父亲就和一帮战士脱掉满是泥巴的外衣，穿着裤衩跳到运河里洗起了澡。当时几个支前的女学生正在河边给战士洗衣服，其中有我的母亲李怀玉，她就把父亲丢在河滩上的满是泥巴的衣服给洗了，然后挂在河滩后面的树林子里晾晒。父亲从河里一上来，母亲就告诉他衣服在树林子里晒着。父亲望了望母亲说，妹子你长得真俊啊。母亲赶忙把脸扭到一边去了。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只是认识而已，还谈不上一点恋情。但父亲和母亲的恋情也就从那时开始了。在以后几天的苦战中，父亲的连队越打越勇，衣服也越来越脏越来越破了，母亲她们也就越来越多地给他们洗衣服补衣服，还腾出手来帮伙夫烧火做饭，只是母亲再见到父亲时，那脸不由自主地就红了。解放滕县的战役打完后，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就在这运河边上晾晒衣服的树林里相爱了。据母亲说，那天夜里运河边上的火堆把天空都映红了。而今，父亲已长眠在他和母亲相爱的地方多年了。我喝着运河的水，似乎又看到了那个被火堆映红天空的夜晚。告别爷爷，我去了烟台，徐明去了青岛。我们约定同一天归队，徐明在青岛等我，因为陶红怀孕了，他想在家多照料她一天。我想见到田妹后，就将去雾云滩以及回老家上坟的事告诉她。可是我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田妹也怀孕了。幼小的生命已使她的肚子鼓起来了。她用得意而神秘的目光望着我，说：“快来听听吧，你的儿子在蹬腿呢。”我的吃惊程度可想而知，结结巴巴地问她：“你……不是说……服药了吗?”田妹撇了撇嘴，说：“傻样，服了药还能怀上孩子吗?”“这样的事，你也该写信告诉我。”“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的田妹。这就是我的用一点点狡猾增添了更多妩媚的女人。当她将自己的腹部完全袒露在我面前时，全身都呈现出一种粉红色的温柔和骄傲，这是即将做母亲的女人所特有的，没有羞涩，也没有矫饰。我听到，隔着渐渐变得透明的皮肤，在穹隆似的母腹内，那个已有五个月的小生命确实可以蹬腿了，好像知道我在听似的，有意使劲地蹬。我能感到那双小脚丫十分的调皮。“听到了吗?”“听到了。”“这个小毛儿啊，蹬得我心慌呢。”田妹所说的小毛儿，所说的我的儿子，每动一下，都有一阵喜悦掠过他母亲的喉咙，使她发出低微而欢快的呻吟。我问：“你怎么知道是个儿子呢?”她说：“我特别喜欢吃酸的，俗话说酸儿辣女嘛。”天，我要有儿子了。如果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爷爷和妈妈的话，他们不定高兴得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妈妈说不定会随我一道来看望她的儿媳，顺便也看一看我的外公和外婆。爷爷说不定会做一只木头手枪让我带来呢。听妈妈说，我父亲小时候最爱玩的就是爷爷做的木头手枪。可是，田妹小小的狡猾，没有给爷爷和妈妈这样的机会。她剥夺了他们本该得到的欢乐。想到这些，我有些生气了。女人就是这样，往往因为一点小聪明，忽略了不该忽略的事情。我想说些埋怨的话，可是看到她躺在床上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又不忍心说了。事已至此，说了，只能让她觉得你不会体谅人，甚至说你小心眼儿。干脆，我连去雾云滩和回老家上坟的事也一道免了。田妹却没有忘，她问：“回老家给爹上坟了吗?”我说：“上了。”“替我向爹磕头了吗?”这事我可没想到。我说：“在我们老家，不兴这个。”田妹说：“其实这里也不兴，我不过随便问问。”我真想在她身上狠狠扭一把。我这么想着，就伸手在她胳膊上扭了一把，不过，不是狠狠地，连我自己都感到扭得太轻了。田妹十分夸张地叫了一声，说：“你会把小毛儿扭掉的。”她的这句话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赶忙低下头吹了吹她胳膊被扭的地方，又把耳朵小心翼翼地贴到她的腹部上去听。听了许久，感觉那小脚丫依然在十分调皮地蹬动，这才放下心来。那时我还不知道，怀了五个月的孩子，是不会因为母亲胳膊上一点小小的疼痛而轻易流掉的。这个妮子呀。她的这句话，使我在以后每接触她的身体时，都小心得要命。尤其是年迈的外公、外婆和忙得一塌糊涂的小姨知道她怀上孩子后，纷纷向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使我更加小心了。虽然有时她说不要紧的，可我还是担心可怕的事情发生，总是用最温柔的吻去亲近她。看到我这样，她总是哧哧地笑个不停。后来，她习惯了我的做法，一旦我有些懈怠，她就问：“你回来是干什么的?”我说：“看老婆呀。”“怎么看?”“拿眼睛看。”她就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光让我用眼睛看她的脸了。我不得不一边检讨一边像先前那样小心翼翼地去吻，就像吻一朵丰润的花那样，从花瓣到花心，吻遍所有的地方。有一次，田妹主动吻了我，她变得笨重的身体真让我提心吊胆，可她却做得轻松自如，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美感。这就是我的田妹。假期快要结束时，她听说我要提前一天离开她去青岛和徐明会合，有点不大情愿地说：“又不是编队飞行，干吗搞这种形式主义?”我说：“开始我们只知道陶红怀孕了，徐明想多照料她一天。”田妹说：“可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说：“好吧，我去给徐明发个电报，各走各的就是了。”田妹没有让我发电报，她说她给陶红打个电话。我想在邮电局工作的田妹，做这种事还不是小菜一碟?尽管那时打个长途电话，中间要转好多个总机。那天下午田妹下班回来，对我说：“电话我没打，我觉得你还是去青岛和徐明一道走的好。你是大队长，别让人家徐明有什么看法。”我说：“你把怀孕的事告诉陶红，人家是不会有什么看法的。”“我看你还是照原计划，明天一早就动身吧。”第二天早上，田妹把我送出家门，我朝她摆了摆手，说：“回去吧，一回到部队我就给你来信。”田妹的神情犹豫了一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立刻站住了，问：“还有什么事吗?”田妹咬了咬嘴唇，说：“见到海兰，替我问个好。”我的心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自从和田妹结婚后，海兰的影子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淡，虽然偶尔也在眼前晃一下，也只是晃一下而已，不会叫我产生一些别的想法。可是，田妹的话让我发现，她对我这次去青岛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看来，那个英雄救美人的故事，给她的印象可不一般哪。我放下手里的提包，重新回到她身边，一边吻她一边说：“你的话我明白，你对我可以永远的放心。”我想最好不见到海兰。我一到青岛就按照徐明留下的地址去了陶红家。没想到海兰已在这里，她见到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越来越帅了呀。”这比那种紧张的对视和沉默好多了，我顿时找到了轻松的感觉，也拿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说：“海兰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呀。”徐明和陶红放声笑了起来。陶红说：“一个比一个会说话。”我想起田妹交待的话，说：“海兰，田妹让我替她向你问好呢。”海兰说：“谢谢。”接着说，“请你也替我向她问个好。”我说：“谢谢。”徐明和陶红又笑开了。当我将田妹怀孕的消息告诉他们后，徐明和陶红嗷嗷地叫了起来。徐明说，贵夫人藏得可真严实啊。陶红说，看她那身条，要不怀上才怪呢。还没有结婚的海兰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脸颊上飞起了大片的红晕。不过，她很快就摆脱了自己本不该有的窘境，提议我们两家结成亲家。我说：“如果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呢?”海兰说：“都是男孩或者都是女孩，那就叫他们结成兄弟或姐妹。”为了庆祝这个美好提议的诞生，中午我们到当时青岛最好的一家饭店好好撮了一顿。我和徐明还来了个滴血为盟。护士出身的海兰用水果刀的刀尖分别在我和徐明的手指上扎了一个很小的口子，我俩将洇出的血珠滴到酒杯里，看着它们像红色的烟缕在酒中散开，然后端起杯子每人喝了一半。虽然这种做法不伦不类，看上去不免有些滑稽，但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却都呈现出一种极其庄严的神情。回到部队不久，我和徐明就投入了恢复飞行的训练。这年四月中旬，我们转场到汉中飞复杂气象。田妹来信告诉了我她的预产期，我算了一下，到时复杂气象训练差不多该结束了。徐明也收到了陶红这样一封信，陶红在信上问他到时能不能回来侍候月子。徐明问我：“到时我能回去一趟吗?”可以肯定地说，我是不可能回去侍候田妹的月子了，年初我已休过假了。但是已休过假的徐明是不是可以回去一趟，我心里没有底。我说：“到时我尽量给你找理由就是了。”那天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我们到汉中后很少赶上这样想飞又飞不成的好天气，因为我们是来飞复杂气象的，这样的好天气就只能让给驻地部队赶科目了，我们正常休息。徐明邀我去附近镇子里的一家羊肉泡馍馆，请我吃了一顿。吃过饭，我们走出镇子，沿着田间的小路散步。一过五月，地里的麦子在一天比一天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很快就都变*了。这和几天前我在空中看到的遍地葱绿的景象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我说：“要割麦子了。”徐明说：“陶红说割麦子的时候，她就要生孩子了。”田妹在信上也这么说过。我会心地笑了笑，说：“你给孩子起名字了没有?”徐明说：“没有。你呢?”我说：“也没有。不过到时自然就有了。”徐明说：“你说女人生孩子到底有没有危险?”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望着天眨了眨眼睛。徐明说：“陶红说胎位有些不正常，现在她每天都在床上做什么动作，说是顺胎位。”对于女人生孩子，我和徐明一样都是一窍不通。听徐明这么一说，我也有些紧张了。我说：“田妹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妮子呀，老喜欢搞点小名堂，还不知道她的胎位怎么样了呢。”徐明哈哈笑了起来，说：“两个快要做父亲的人，在当年诸葛亮运筹帷幄的地方，在为自己的女人生孩子而犯愁呢。”徐明嘴上这么说，并不是说他心里就很放得下了，我看得出，他不过是在进行一种自我解嘲和宣泄罢了。我说：“做女人比男人要难。”他说：“做女人比男人要甜蜜，要幸福。”我说：“有的要苦得多。”说这话时，我自然联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我认为父亲去世后，留给了母亲很多很多的苦。徐明说：“其实现在我就想到陶红身边去，我想我在她身边，她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她一直担心再也见不到我了。”徐明的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陶红不仅担心自己能不能顺利分娩，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这让徐明怎么能放下心呢?作为他的大队长，我不敢有半点含糊，当时有一项很严格的要求：飞行员有思想问题不过夜。回到营区，我就将这事直接报告了团长。团长说：“我和这小子谈谈。”我就叫徐明到团长的办公室去了。没有多久，徐明就笑嘻嘻地走到我房间来了，他说：“团长说我这个情况是个特殊情况，可以照顾一下。我再飞一个飞行日，把最后一个科目飞完，就可以回家了。”我算了一下，徐明到家时距陶红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间，什么事都耽误不了，我真为他感到高兴。那天下午体育锻炼时，徐明兴奋得像个孩子，每投进一个球，都打一个侧身翻呢。星期二的早上，整个天空被看上去没有边际的厚厚的云层覆盖着。这种厚厚的云层显示出一种极其沉稳的样子，好像在告诉我们，没有风，也没有雷电，可以驾驶飞机放心地去穿越了。团长驾驶飞机穿云破雾看了一遍天气，回来就在机场下达了飞行任务，他说：“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来汉中遇到的最理想的复杂气象了。”飞行员接收飞机时，由于第一个波次里没有我，我便走到徐明跟前问：“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今天几个起落?”虽然我知道徐明的整个飞行计划，但我还是问了一下。“三个。”我拍了拍徐明的肩膀，说：“伙计，好好飞。”徐明会意地笑了笑，说：“放心吧。”徐明第一个架次很利落地完成了，落地时，我正在穿云上升，听到团长在无线电里夸奖他的着陆动作，“好，好，你小子做得真漂亮!”第二个架次也是这样。起飞和降落都在很多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他显得轻松自如，整架飞机就像一缕银风一样，刷地飞走，又轻盈地回到地面。尽管大家看不到他在云层中穿行的样子，但还是可以想象到他洒脱的风采。徐明第三个架次起飞时，我正驾驶着刚着陆的飞机滑向加油线。在那儿加过油，我又将飞机滑进起飞线，然后关了车，拉开座舱盖下了飞机。我的计划是两个架次，到此时已飞完了。我走到休息室喝了杯咖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拎着头盔到了塔台。我估摸着徐明差不多该进入着陆航线了，我想再看一看徐明的着陆动作。在我们团，凡是看过徐明着陆的，都说真他妈的棒。我看过几回，虽然也觉得很漂亮，但要让我说真他妈的棒，还有些不大情愿呢。我一走上塔台，立刻就感到气氛不对。团长紧握着话筒，在不停地呼叫徐明：“，听到请回答……”标图板上徐明的航迹消失了。参谋们一人握着一个电话，向几个雷达站下达搜索目标的指令。飞行副指挥员向正准备开车起飞的飞行员，下达了关车待命的口令。我的头皮突然有了炸裂一般的感觉。天，徐明怎么了?团长仍在不停地呼叫，就和当年指挥员呼叫我父亲那样。根据参谋们计算，如果徐明的飞机还在空中的话，所载油料顶多还可以飞3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飞行副指挥员将空中其他的飞机都召回到了地面。30分钟过去，团长的声音变成了哭声。我忍不住也哭了。此时我更希望，徐明的飞机出了故障，他跳伞了。我在这种希望里度过了难熬的几小时，到了下午，听参谋们说，有一个在山上采药的老汉，听到不远处的雷音峰那儿传来一声巨响，接着他感到脚下的山坡颤动了好大一会儿。根据地方报来的这个情况，团里立即组织机关和地勤人员去雷音峰那儿寻找。本来是不让飞行员去的，由于我爬上车坚持要去，*委只好默许了。雷音峰坐落在机场西延长线17公里南侧5公里的地方，再往南就是与大巴山接壤的连绵起伏的群山了，往北是一片开阔的谷地，也就是机场所在的峡谷地带，从谷地再往北，又是山。雷音峰相对高度为米。我们搜索队沿着跑道西延长线平坦的路面驱车急驰，不到半小时就到了雷音峰脚下。抬眼望去，上部的半截山还笼罩在云雾里面。根据老汉说的情况，为了争取在天黑之前能有所发现，我们几辆车便沿着盘山公路一直开到半山腰，然后大家四散开来向山顶进行合围式的搜索。山上到处是密不透风的竹林，人一走进去，就完全淹没在里面了，如果不互相吆喝着，肯定会迷失方向的。我在竹林里和其他人一样一边向上走一边吆喝着，不时用手电筒朝暗处照一照。这样搜索了约一小时，我发现走了还不到30米，如果照此下去，怕是到明天早上我们也合围不到山顶。我想一架飞机撞到山上，留下的不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痕迹，我们这样搜索，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于是我从竹林里走了出来，踏上一条上山的羊肠小路，一边快步走着，一边环顾左右。后来我累得实在爬不动了，就走进旁边的树林子里，在一棵歪倒的树干上躺下大口喘气。喘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就在我眼睛向上望着的天空周围的几棵大树，树梢都没有了。虽然山上雾气腾腾，但我相信我的眼睛没有看错。于是我站起来，顺着一棵接一棵没有树梢的树向前走，很快我就走到了一个陡峭的石壁下，看到了一个翻起新鲜土壤的大坑，接着我发现了飞机爆炸的残骸。当我从座舱的残骸上看到一片又一片沾在上面的模糊的血肉后，先前一直在我心里亮着的那一线希望立刻熄灭了，我感到眼前黑了下来。我放声大哭了起来。我把手枪里的子弹都打出去了，一声接一声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里回响。那天晚上，我坐在那个翻起新鲜土壤的大坑边上，呆呆地望着其他人挖掘深扎进坑里的残骸。*委拉了我几次，让我回营区休息，每次我都摇了摇头。我一直呆坐到天亮，看着所有的残骸被挖出来。那一夜，我都想了些什么，事后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仿佛整个思维被埋在翻起新鲜土壤的大坑里了。一周后，事故的最大可能结论出来了，徐明在双向穿云中撞山，主要是指挥上出了错误。由空*、*区空*和师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排除了机械故障、操作失误等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后，反复听了指挥录音，发现徐明在穿云下降时，曾问过指挥员，云底高度有没有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徐明飞过两个架次后，对云底高度是否有变化是很注意的。这时的云底高度确实有了变化，已由先前的相对高米降到了米。但指挥员由于忙着指挥起飞的飞机，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一句没有变化，他以为徐明已知道云底高度降低了。看来徐明并不知道，因为他第二个架次穿云下降时云底高度还在米。由此可以判断出，不知道云底高度已降低的徐明，发现自己在该穿出云的高度而没有穿出云，还以为飞机高度表反应迟钝了呢。于是他为了保证出云后进入正常下滑线着陆，便加大了下降速度，同时还向外侧做了一个U形转弯，以增加消耗高度的距离。徐明并没有想到，他这个U形转弯刚好切到雷音峰上，因为他一直相信，雷音峰在云下，是可以看到的。如果一向指挥谨慎、脑子善于转弯的杨团长，在繁忙中直接告诉徐明云底高度是多少，徐明就可能不会向外侧做这样一个U形转弯了，会很利索地穿出云层，然后再做一个漂亮的落地，给自己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徐明不对高度表产生一点的怀疑，正常下降，即使出云后高度偏高不能着陆，那么还可以复飞做一个着陆小航线，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如果……这些都已成了血的教训。在事故总结大会上，专程赶来的师参谋长万承学把团长杨焕成骂了个狗血喷头，什么蠢猪、笨蛋都用上了。杨团长站在那里，泪水从眼里默默地往下淌。全团的飞行员除了我在强忍着外，其他的也都在掉泪。万参谋长边骂也边掉泪。空*和*区空*的首长也在掉泪。万承学最后说：“可以肯定地说，在飞机撞山前的一瞬，徐明什么也没意识到，他的整个生命都在云雾中飞着，充满了激情和诗情!”真想不到他会讲出如此令人感动的话来。他站在那儿，身子挺得笔直，两条腿一动不动地钉在地上，那种顽强的样子同样令人感动。我心里有什么翻动了一下，接着飘了起来，就像是一面飞行的旗帜。这时，我的泪水犹如冲出闸门的潮水涌了出来。会后，我走到镇子里，以徐明的名义给陶红发了电报：“计划有变，不能回去照料，祝一切顺利。”我知道团长给徐明谈过话的那天晚上，徐明给陶红写了信。如果徐明不能按信上说的时间回到家，又没有一封信或一个电报解释的话，定会引起陶红的不安。做飞行员妻子的女人，似乎都有这种敏感。同时我还给海兰发了电报，自然也是以徐明的名义。电文是：“因有任务不能回去照料陶红，请多费心，徐明拜谢。”发过这两封电报，我想给田妹也发一封，想了想，没有发，因为昨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信，说再有几天她就要进产房了。到底还有几天?这个妮子没有写。根据她过去说的，也就这两天了，发电报已失去了意义。就在我要离开邮电局的时候，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叫住了我，说有我们部队的一封电报，让我捎回去。我接过来一看，是从青岛给我发来的，我有些纳闷，打开一看，电文是：“陶红生一男孩，一切安好，母亲李怀玉。”我的脑袋一下子被很多兴奋的东西弄懵了，母亲怎么去了陶红那里?陶红早产了吗?我回到营区，把母亲的这封电报交给继父万承学看了，他显得很激动，不住地说：“好，好，真好。”我问他：“我妈知道徐明出事了吗?”他说：“是我告诉她的，当天她就坐飞机去了青岛。”“陶红会不会发现了什么?”“这要看你妈的本事了。”作为徐明的好朋友，我打心眼里感谢他们。我说：“谢谢你们了。”他说：“傻样，谢谁呀?”接着他问，“田妹的情况怎么样?”我说：“全交给小姨了。”徐明的追悼会开过后的第三天，我们转场返回基地。飞机爬到万米高空，当我准备与汉中机场说再见时，塔台指挥员对我说：“我这里刚刚收到你的一封电报，是个好消息，你老婆两天前生了个儿子，让你不要挂念。”我立刻大声回答：“明白!”我的田妹总是出其不意地给我一个惊喜，当然这件事显然是巧合，但给我的感觉似乎田妹在有意掐算着我转场的时间，让小姨给我发电报时，她就预感到这封电报送到时我正在转场的空中飞着呢。我的这个时常让我处在兴奋点上的妻子，她那个多少有点狡猾的小脑瓜里，装着的就是这种不断翻新的爱意。我感到我激动而幸福的回答在整个天空里回响，只要在天上飞行的人都能够听得到。如果徐明还在的话，他一定会为不久前降生的儿子有了一个异姓弟弟而嗷嗷地叫起来。我知道就在此时，由团里的副*委、*治处副主任和一名干事组成的事故善后工作小组，已启程前往青岛了，他们给陶红带去了徐明的全部遗物，还有一个镶嵌着徐明照片的骨灰盒。我能想象到这对正处在幸福之中的陶红将是多么大的打击。我不禁再次想起西门里街的那个寒冷的下午，想起第一次看到父亲骨灰盒的情景，那时我九岁，感到天都塌了。眼下我已是有了孩子的父亲了，正在天上飞着，天空就像梦中父亲说的，很大，包容的东西很多。我想，在这样很大、包容的东西很多的天空里飞行，其实就是在张扬生命的激情和诗情，没有终极，也不会留下永不消失的痕迹，但却生生不息。就像天空里流淌的光一样。（完）
（此篇小说原载《解放*文艺》年第3期，选自姜凡振著小说集《你在我心里发亮》［中国文联出版社，2年12月版］，第1页—第61页。特此鸣谢！）
姜凡振，诗人、作家，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空*某飞行学院教授。年生于山东滕州，年入伍，曾在航空兵部队任参谋、指挥所所长等职，年开始在济南空**治部创作室从事文学创作，年任空*某飞行学院教授。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击落摩羯星》、《血染芙蓉》，小说集《你在我心里发亮》、《浪漫天空》，诗集《青春的幻火》，长篇报告文学《播种太阳》、《桂冠上的明珠》、《一代天骄》等六部，大型电视连续剧剧本《墨子春秋》，共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其中《我的天空》、《翠竹》、《我的中国西部》、《牛角镇纪事》等多篇作品被《小说月报》、《新中国*事文学大系》、《跨世纪文学精品库》等选刊或选集选载。中篇小说《我的天空》获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文艺奖（即八一文学奖）；长篇小说《击落摩羯星》获第四届全*文艺新作品奖，另有多篇作品获奖。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