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雷达先生以文学评论名世，近年来，以西北系列为标识的“雷达散文”亦成为其重要文学硕果。这些散文既是在久远年代里打捞记忆，更是在记忆的深处寻找*灵，在真实的生活和风俗人情中还原人生的淳厚。因此，不但有温情、有失落、有苦涩、有痛感，而且有历史的苍凉感，可谓五味杂陈，让人心惊，让人苦笑，也让人沉思。
散文《梦回祁连》近日获首届“孙犁散文奖”，授奖词称其“隔着岁月的烟尘，让记忆深处的人生故事在字里行间鲜活复原，河西走廊特有的风土人情生动再现，最有魅力的是作者自身率真坦荡的人格投影，以此为根，残酷与慈悲，温暖与苍凉，俱在其中，叙事、抒情和哲理在文本中糅合成一种宝贵的平衡。”
哈哈
梦回祁连（节选）
白
1
作者：雷达
在大队部住了第一夜。清晨，风小了，出门望去，我发现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颠簸在小毛驴的背上，半弯着腰肢，一起一伏的，甩打着小腿儿，小驴趟过了一条清浅的小河。这画面让我沉醉，感动，刻印在脑海深处无法去除。
当地老乡个个头顶着一种毡帽，表情沉默木讷，这帽子呈铲子形，帽舌伸出老长，它有个费解的名字，叫“牛吃水”。看起来怪怪的，恍然有进了罗刹国似的感觉。后来才明白，此帽样子虽难看，但平日挡风，夏天遮阳挡雨，再*的太阳也晒不透，再大的雨水都会沿两翼流出，一抖即干，冬天拉下帽沿可防耳冻，故而冬暖夏凉。这里的河西女人外出必蒙面，为的是防风防晒防寒，一个个用头巾缠住头，只露出一双骨碌碌转的黑眸子，你无法探知那后面的表情，除非你跟进家门，看她们卸了装。
然而，让我万分惊愕的是，五十多年后的现在时，我曾碰到过一位在京的民乐籍的大学青年教师，聊天中我问他，你们那儿老乡都戴牛吃水毡帽吧，他摇头；我问，你们那儿女人外出都是蒙面的吧，他更摇头，他甚至根本不知道“牛吃水”是什么。我的天，这个世界真是变了，地变天也变，从风俗到气候，变得无法辨认了。我不服气，又问，你们那儿把父母叫“娘老子”，把“跑掉了”叫“排掉了”，对吧，这他点头。当我说，你们那儿把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叫“五二*”时，他哈哈大笑，连连说对、对、对!
且说，我们住进了老乡家以后，才知道这里有多贫穷。我住进的那家人少，一个瞎眼老汉和他的儿子，两条光棍。儿子叫李希林，人长得挺拔精干，曾在钢厂干过，母亲病逝多年，他对老父亲极孝顺。这个家真是空空如也，推开四面漏风的破门，就是一盘炕，土炕上的被子补丁摞补丁，色泽污暗。为了我的到来，李希林换上了他准备结婚用的一领新炕席。这应该是很大的事。我很久以后才知道。
李希林说，挑选可以住工作队的人家可难了，既要是贫下中农，还得家境过得去。有的人家根本不敢让你们住啊，那些家就在炕上铺一层麦草，睡觉时往草里一钻，清早起来赶忙抖净头上身上的草渣儿。有的人家女人只有一条裤子，她和女儿谁出门谁穿，在家的就窝在炕上，当然，真穷到这个份上的也不多。我听了吸一口凉气，心想，谚语里不是说“金张掖，银武威”吗，怎么穷成了这样?
只有吃了“派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老乡们生活的艰辛。这里要对“派饭”这个历史性名词略加解释。那些年头，运动多，临时任务多，上面经常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工作组，检查组，到农村指导或检查工作，简称“驻队干部”，“蹲点干部”。驻队时间或十天半月或三月半年不等。这期间“驻队干部”轮流在各农户家吃饭，每顿每人付四两粮票和二毛钱。对农家而言，管“派饭”是一种负担，但又是一种荣耀，一种“*治待遇”，地富反坏是无权管“派饭”的。农民们常年吃糠咽菜喝清汤，每逢给干部“管饭”，却互相攀比，要提升一下档次。工作队严令必须与老乡“三同”，伙食水平保持一致，不得超标，但老乡们还是有做白面拉条子的、蒸小馒头的、炒小炒的，甚至个别还有过包饺子的，最不济的也是油泼蒜泥土豆，外加酸菜花卷儿。当地产优质红皮大蒜，每顿饭都会摆上。
每次吃派饭，都是刘组长带着我。刘组长是法院的，我的顶头上司，他高个儿，面容坚定，语速慢，说话严谨，他对我却好，总叫我尕雷子。我们出门调查，座谈，开会，总在一起。我们坐在老乡的炕桌边，老乡把好吃的端给我们，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多吃，然后老乡自己躲在外面喝青稞面拌汤或野菜汤。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吃惯城里饭的我们，也饿，甚至馋，也需要补充营养，可老乡吃得这么差，让我们吃不下去。老刘总是举着花卷儿或夹起菜来正色道，以后你们吃啥我们吃啥，千万不能给我们单做。主人总是谦恭地堆着笑说，好我的书记嘞，我们十天半月才管一次派饭，哪能让你们喝洋芋拌汤子呢。老乡把工作队的人都叫书记，或者干事，我都享受过书记的尊称。
孩子却不管这一套。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脏兮兮的小男孩小女孩，流着双管鼻涕，端着自己的汤碗，死死地盯住桌上的饭，盯得我们发毛，无法放开吃。更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嗖地翻上炕，用小脏手迅如闪电一般抓起饺子就吞，主人进来大怒，一个耳光把孩子扇到炕下打旋，孩子嚎啕大哭，我们一再护住孩子。这顿饭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只能落荒而逃。在我，真是吃出了一种犯罪感。
这个地方，或因半农半牧，或因边远蛮荒，历来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开放，所以工作队有严明纪律，规定与女社员谈话，必须由二个或以上工作队员在场，谈话时必须敞开房门，晚上一律不得找女社员询问。在开头的一段，执行得很坚决，于是在县团的一份内部简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情况反映”：“由于工作队进村后作风严肃，有的落后妇女就说，工作队的男人没长球”。我们的主要工作本是扎根串连，依靠“根子”们，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但打开局面很难，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后来还发现，我们倚重的某些“勇敢分子”，其实是依靠错了，这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倒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发现各队的村干大都存在“嫖风”问题，听说某公社有个队长和会计互换老婆睡，生的娃名字就叫“换换”，成为笑谈。战果迅速扩大，案子越扯越繁，这使工作队员们很兴奋，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关系也是严重的问题啊。可是武威地委的同志们太了解相邻地区的土风了，工作团团长、地委书记程雪同志马上就发现大方向有所偏移，他要求各工作组立即停止追查男女关系，重点要放到清*治清经济上来。
那时原则上要求工作队每周与老乡同劳动两个半天。因老刘和其他人都有更重要的事，每次都是我去，渐渐老乡也不拿我当外人了。洪水河边的原野上，最习见的就是芨芨草，长在地边路边，高尺余，*灿灿的耀眼。木轮牛拉车也是一景，轮子极大，很像俄罗斯列维坦油画里的大车，打场时装麦草用，或用它往地里运肥，颇具田园风味。
红红绿绿的成群妇女，扬起榔头打胡基，我也夹杂其中。我因不得法，榔头把儿攥不紧，腰太硬，据说姿势很滑稽，手上起了几个大泡。正狼狈间，环子这丫头，猛地从后面向我冲来，冲了我一个大跟头，众皆大笑。环子姓郝，是团支部副书记，爱唱歌，一见面就推搡我，说，雷干事，今晚上你总该给我们教新歌了吧。我那时附带负责给青年教歌，半月左右教一次，在土堡里。那年代唱的歌有《勤俭是咱的传家宝》《打靶归来》《社员都是向阳花》《汾河流水哗啦啦》。
环子皮肤微黑，很水灵，一笑就露出雪白的牙齿，两颗又大又亮的眼睛毛茸茸的扑闪着，两颊照例有紫外线强照射后形成的两片红晕，俗称“红二团”，但这反而使她透出一股子野性美。她一会儿咯咯地大笑，一会儿挤眉弄眼，调皮地捉弄人，一会儿又噘着嘴发脾气。她那样子，用现在网络名词就叫卖萌。有一晚教歌，我靠着墙睡着了，她掐醒了我，说为什么不教了?我说困啊。当时我很恼火，为什么对别的工作组你那么恭敬，为什么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叔本华说，人是这么一种动物，既要吃面包，也要看马戏。说的太对了。你看欧美国家看足球的，看篮球的，看网球的，万头攒动，老头老太太儿童也不例外，时间再宝贵，这乐子是不能缺的。人确是需要娱乐的，哪怕再苦再穷再累;只是，贫困会把娱乐的方式扭曲和变形。一天，秋阳高照，风也柔软，我们在干沟里小歇。我躺在避风处盖着外衣迷盹，忽听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跑步声、追喊声，随后就传来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爆炸般的哗笑。我好奇，走近前一看，原来女社员们，也有男社员，把一个中年男子撩倒，褪下裤子，并把其脑袋不断往裤裆部位下压，说这叫“苏秦背剑”，也叫“弯弓射雕”，再将其仰翻，暴露在野风和阳光下，任人观看，大家围着他大笑，笑出了眼泪，有的人喜得直跳脚。据说被示众的苦主一般是不会恼的，往往拍拍土起来，一笑置之。有人喊，雷干事来了，快跑，一女社员却说，雷干事来了来，怕球哩吗。我只能面露尴尬的笑，扭头装没听见。后来，我听到过一个顺口溜，专道甘肃某些地方的贫穷落后，说是：“开会靠吼，种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球”，这再一次让我发出苦涩的笑。
那时还有一种难言之隐是，浑身长虱子，奇痒难当，开着会不由人不摇头摆尾，歪肩扭臀，样子难看。女队员也有相似表现。有人说后半夜奇冷，能冻死的，我试过，冻不死，衣缝里虱子虮子仍然结成团。还是李希林有办法，他找来几大包六六粉，倒进大铁盆，再将我的衣裳放进去，反复煎煮。这一招果然灵，虱虮们遁形了，我人也清爽了许多。
有一天，我去大队部，看见环子坐在大门槛上，用木盆洗衣服，手冻得通红。她家就在这长着一排白杨树的大道边，道边有条小溪。我边走边嚼着李希林给我的干沙枣，顺手递给了她一把，她接过枣子，扭过头，再转过来，却眼含着泪，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心里难受，忽然没了平日的嬉笑。午后，我从队部回来，她老远就向我奔来，直撞到我怀里，喘着气说，你又回来了。我感觉到了她温热起伏的胸脯和呼出的气息，虽只一瞬，也顿感有点不对劲，忙推开她。她并不是小丫头，都十八岁了，叫别人看见多不好。我忙向大路两头望去，幸好中午没人，只有白杨树在风中拍着手儿喧哗。
作者简介：雷达，甘肃天水人，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著名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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